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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板刀面,还是吃馄饨/可以想象的“奢华” / 闲话牡丹/(作者:王东华)

发布日期:2021-09-06 12:10:17 




 
 
                                  吃板刀面,还是吃馄饨?
 

 
话说宋江杀了阎婆惜——从今天来看,这是一件集非法同居,第三者插足,私通反政府组织并杀害关键证人于一体的复杂案件——畏罪潜逃,先是在宋王朝统一战线的民主人士柴进家里躲避,后来四处游荡,无非是别人一听宋江大名就下拜,不缺吃喝。再后来,回家探亲,被捕。
宋江案件最后的判决显然属于从轻。原因很多:第一,关于勾结反政府组织的案情由于证人阎氏被害,检察机关无法提起公诉;第二,被害人家属阎婆惜之母亡故,强烈要求报仇和索赔的人没有了;第三,阎婆惜的情人张三认为反正“亲爱的”也无法复生,不如花时间另求新欢,没必要和宋江过不去。(老戏剧目里有一出《活捉三郎》就是写阎婆惜死后对张三不依不饶。此戏过去被禁,现在又复演。)第四,宋江平时注意群众关系,此时替他说好话的不少。关键是第五,宋家花了大钱四下打点。结果是脊仗二十,发配的是鱼米之乡江州。
这一路,又是西天取经一般,可见宋朝人出门实在不易。最惊险的是在浔阳江上,后边有人追,前面有大江阻拦,好不容易上了一条船,没想到上的是贼船,船上的艄公更狠,不但要钱,而且要命。最可恨的是临死还让你做一道选择题:是吃板刀面?还是吃馄饨?所谓板刀面,就是让他用刀剁下水去;吃馄饨,就是自己脱光了跳下江去淹死。今天,从刑法上看,这两种形式区别很大,第一种属于他杀,第二种,律师则可以替嫌疑人张横作受害人自杀或失足落水的无罪辩护。在当时,宋江却希望有第三种选择:活命。当对方拔出刀来要替宋江选择时,宋江和两个公人才决定选择“吃馄饨”。自然,有惊无险,又是有人恰好赶来,张横一听说宋江的名字,立刻下拜,并表示道歉,不然,也就没有《水浒》这部书了。
说实话,第一次读,确实为宋江捏一把汗,之后觉得很好玩儿。比如,有一天和一同学在外面玩,快到中午该回家吃饭了,我忽然问了一句想吃板刀面,还是馄饨?他一愣,接着大笑,继而苦笑说:“嗐,都行啊。”当时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棒子面窝头都吃不饱,做这样的选择很容易。
人生很多时候的选择都不容易,非常希望有第三种。比如,今年是知青下乡四十周年,近年也有人问,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下乡?我要实话实说,当时我非常希望留在城里工作,掏厕所,扫马路都行,当然最好是到工厂上班,我绝对没有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雄心壮志。可是,我更清楚,留在城里不可能,二十多了,也实在不好意思蹲在家里吃闲饭。弟弟是初二学生,也是下乡对象,如果我主动一些,也许他还有留城的一线希望。其实,我所能选择的就是去牧区,还是去农区?牧区,生活好一些,像馄饨;农区,差一些,像板刀面,于是选择了牧区。事实证明,我的选择不算错,赖在城里不走的,工宣队每天上门动员,家属老太太在门前敲锣打鼓,我估计自己连一天都抗不住。
自然,比起宋江面临的选择,我的比喻有些夸张,而其他一些人,则可能比较恰当。例如老舍,我估计那天他坐在太平湖边,脑子里一定在激烈地斗争:是坚持下去等着吃板刀面,还是干脆自己选择吃馄饨?恍惚中,他看见许多戴着红袖箍的“张横”拿着刀在催促,一狠心,自己投了湖;还有傅雷夫妇,不等催促,立刻选择了吃馄饨。
一些人,拒绝选择,有的成了烈士,有的也就那么死了。
一个好的社会,不应该给人只提供张横式的选择。
 选自自费出版一书
                                                 
                                  可以想象的“奢华”
 

 
在草原插队时,有一位家在农区的朋友给我讲过一个笑话。笑话的主人公是他们那个村的一个农妇。1958年,农妇的女儿被招工到呼和浩特毛纺厂工作,后在呼市结婚安家,接她去住了一个多月。回村后,有邻家农夫问她:
“到乌兰夫家串过没有?”
乌兰夫是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农夫没有进过城,不知何为城市,以为呼和浩特也不过是个大一点的百十户人家的村子。(浩特的蒙语原意就是居民点。)既然去呼和浩特住了一个多月,自然会挨家挨户串串门。
农妇怕说没见过乌兰夫受耻笑,说:“去串了,哪能不去?”
“他家每天吃甚?”
“天天油炸糕蘸白糖!”
“他家阔气了吧?”
“那是,三间大瓦房,使唤的是金嘴子夜壶!”
朋友发誓,他说的是“真事”,不信可以去他们村去调查,那农妇和农夫都还活着。
农妇很有意思,为了证明自己去过乌兰夫家,可以说充分发挥了她的想象力。油炸糕蘸白糖,三间大瓦房都不足为奇,金嘴子夜壶难为她怎么想出来的。凭她的生活经历,她想象不出家里可以有卫生间,有抽水马桶。
夜壶是溺器,是北方农村常见之物。特别是冬天,老人孩子起夜,就不用出外面了。这东西我见过,粗瓷烧制。
据李零《花间一壶酒·天不生蔡伦》介绍,此物战国时就有,出土实物多有之,或铜或瓷,有些还是金银器,原称“虎子”,唐以后,为避讳(李渊的父亲名李虎),改称“马子”,港片多用“马子”代指女朋友,含义很下流。
也许那位农妇的“金嘴子夜壶”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来自某种信息传承。倒是嘲笑她的朋友和我属于少见多怪,没“文化”了。
司马光《涑水记闻》记:
太祖平蜀,孟昶宫中有七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无亡,得乎?”
《续资治通鉴》的记载是:
孟昶服用奢僭,至于溺器亦装七宝,帝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无亡,得乎?”
所谓“七宝”,大概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翡翠玛瑙之类。
宋军平蜀,赵匡胤并未入川,七宝夜壶大概是下级作为战利品带回来的。宋太祖到底是开国之君,对这样的东西没有采取“拿来主义”,他把“自奉”和亡国联系起来,耐人寻味。
作为人,真正的物质需求其实很有限,白天三顿饭,晚上一张床。七宝溺器也不过是个夜壶,用起来和粗瓷烧制的没有区别。可是,人的心理需求是无限的,从古至今,有了权,有了钱,总有人会想尽办法奢华,其实奢华也不过是“摆谱”,满足的是虚荣心和占有欲。
建议复制一批七宝夜壶,发给那些贪官们,上面刻上赵匡胤的话:自奉如此,欲求无亡,得乎?以作警示。
 选自自费出版网
 
                                        闲话牡丹
 
 
内蒙古没有牡丹。小时候,想看牡丹,只能是在画上。当时画工笔牡丹的高手,当推于非闇和田世光——那套漂亮的牡丹邮票,就是田世光设计的。写意牡丹,王雪涛最负盛名。
上初中二年级吧,一天,听说市里的人民公园有了牡丹,就和一个同学跑去看。盆栽一株,二尺多高,枝叶披拂,确是牡丹。上面只结了一个青桃状的花蕾,还看不出开放后是什么颜色。两人徘徊良久。一周后,再去看,见老花工正在叫骂。原来那朵花蕾刚半开,就被游人掐了去。
总之,我在内蒙古没有见过牡丹花。看见,是在迁居北京之后。
北京不少公园都有牡丹,似乎以中山公园为盛。我几次去,都不在花期。北京人对牡丹好像远不如对菊花有感情。菊花被选为北京市的市花,牡丹不是。北海的菊展,很容易得知,牡丹的花讯,市民和媒体就都不是特别关注。
我家附近的雕塑公园以玉兰出名,却也种了一片面积不算大的牡丹。去年想起来去看时,已经开败了,不过,在位于丰台的政法职业学院校园内却也欣赏到了牡丹花。那座校园很安静,教学楼前栽着十几株牡丹,长得实在好,花朵大如海碗,红、白、粉,说得上是雍容华贵。
上星期五到雕塑公园散步,路过牡丹圃,没想到,几天没从这里过,一场春雨,牡丹早已盛开。夜晚,起风,第二天风还不小,紫红、深红的花朵大约开的较早,已被风吹得有些残败,浅色的尚好。
中国人喜爱牡丹,大约始于唐朝。据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介绍,“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以及洛阳。唐以前,除《本草》外,很少有文字记述,作为观赏植物,人们并不特别看重。终南山一带,野生牡丹甚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武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
据有人统计,《全唐诗》中,写过咏牡丹诗的有五十多人,李白、王维、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这些大家都在其中。
李白的咏牡丹诗大约是指《清平调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 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这一组诗在李白集中风格很特殊,可以算作“艳诗”,甚至有些“性感”,传说李隆基读了吃李白的醋,不管真假,倒也合情理。杨玉环是个胖丫头,如果真是美丽,也还只有牡丹可以相比。洛阳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据说是以武则天为模特雕成,果真,那么武则天也是个偏胖的人,但眉目多英气。她偏爱牡丹,大约也是觉得自己配得上此花。《红楼梦》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写宝玉和小姐丫环们“占花名”,胖小姐薛宝钗抽到的签就是牡丹。贾宝玉曾以杨玉环打趣她,宝钗恼怒说:“可惜我没有个哥哥作杨国忠!”其实,在最终被丈夫抛弃这一点上,薛宝钗和杨玉环命运相同。
刘禹锡的《赏牡丹》很有名: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所谓“动京城”,白居易《秦中吟·买花》一诗有很详细的描写: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上中学时,我有一段时间很痴迷白居易,特别是他的《新乐府》和《秦中吟》,其实也是受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教导的影响。白居易这一类的诗,今天看,并无多少艺术感染力,篇末议论常常是强加上去的。在这首诗里,白居易似乎在批判时人痴迷牡丹的奢靡。其实他自己就十分喜爱牡丹,在唐代诗人中,他是写咏牡丹诗最多的一人。
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只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惜牡丹》)
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白牡丹》)
宋代,经过三百多年的栽培,牡丹的品种日渐繁多。据《洛阳牡丹记》介绍,达到九十多个品种,最著名的“姚黄”“魏花”(后名“魏紫”),流传至今还是牡丹中的名品。宋人以牡丹入诗,更是常事,单是苏轼,就写过三十多首牡丹诗,也许是因为老题材,巧思佳句已被唐人用完,没有太出色的篇章。
宋代官民对牡丹的痴迷,似乎更甚于唐代。苏轼《牡丹记叙》:
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綵篮以献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
这样的场景现在也还有,不过目的是招商引资,或者推动当地的旅游,叫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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