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达生死
日子逼近“5.12”，报纸和电视上关于去年大地震的内容多了起来。
晚饭后外出散步，老伴说起她打工的那个公益机构，最近也要搞相关的活动。她的同事最近从灾区回来，说现在还有许多失去亲人的灾民，还是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她问我：“如果你是志愿者，你会怎样劝慰他们？”我说：“不知道。”
其实人生在世，谁也无法预料什么时候会遭遇失去亲人的苦难。且不说老人故去，每天都有车祸，都有人因为各种疾病失去生命，其中有许多是孩子和年轻人，如果统计出来，肯定也是个大数字。可是就我们接触过的看，他们的亲人多数都能解脱出来。原因是他们是分散的，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周围的人实际上是以自己的正常生活吸引和引导着他们走出悲痛，恢复自己的正常生活。而地震、灾难是集中的，灾民生活在一个悲痛的“场”里，互相影响、感染。心理干预如果不得法，反而是强化这个“场”，是揭开伤疤流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以歌。”这样的环境看起来无奈和冷漠，也许更利于逝者家属的心理解脱，让伤口在时光的流逝中慢慢愈合。
回到家，我突然想起鲁迅写给许寿裳的一封信。许寿裳是鲁迅一生最好的朋友。1918年初，许的妻子病故。得到消息后，鲁迅写了一封信给他。信很短：
季市君足下：日前从铭伯先生处得知夫人逝去，大出意外。朋友闻之亦悉惊叹。夫节哀释念，固莫如定命之谭，而仆则仍以为不过偶然之会，吊慰悉属浮辞，故不欲以陈言相闻。度在明达，当早识聚离生死之故，不俟解于人言。惟经理孺子，首是要事，不知将何以善其后耶？《新青年》第五期及启孟讲义前日已寄上。溽暑尚自珍摄。
仆树 顿首六月十九日
中年丧妻，许寿裳内心的痛楚，鲁迅是很清楚的。但是在这封信里，他却强调“吊慰悉属浮辞”，他相信，朋友是“明达”的，早已认清人生在世总会“聚离生死”，用不着靠别人的劝慰才能解脱。生者为大，鲁迅更关心有关孩子的事情。
显然，鲁迅在这封信里，尽力营造一种平和、淡然的气氛，而不是强化痛苦，他知道，局外人吊慰的“浮辞”和“陈言”，并不能化解朋友的痛苦；解脱，只能靠自己的“明达”。细品味，信里的诚挚和恳切还是很感人的。
辛亥革命之后到五四之前，是鲁迅生命的彷徨期。对于鲁迅的彷徨，过去论者多强调他的政治内容，其实，鲁迅的彷徨要宽广得多，核心也许就是对于人生的全方位思考。据许寿裳回忆，这一时期，鲁迅读了许多佛教书籍，他盛赞释迦牟尼是“大哲”，说清了许多他过去搞不清的问题。他给许寿裳的这封信，就能看出一些佛教的影响。
我以为，研究鲁迅，可以从他对生死的“明达”入手。对于生，他是少有的认真，不苟且，不妥协，不懈怠，是为“明”；对于“死”他说自己是“随便党”，是为“达”。
读张中行的《顺生论》，感觉此公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可以算得上“明达”。
对于生：“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与其徒劳地与天命——我们的生命本性对抗，不如顺生。
对于死：
在宏观的内容中，生命，尤其是一己的，究竟太渺小了。在哲理的思变中，人生的价值会成为渺茫。渺小加渺茫，不执著也罢。
当然，这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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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权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句俗语中国人都知道，也都懂。可是看看历史，因为说话惹祸上身，甚至招来杀头、灭族、开棺戮尸之灾的每朝每代都有。至于老百姓心直口快发发牢骚，引来领导奖励小鞋一双的事，则每天都在发生。
人是语言动物，只要不是哑巴，总要说话，通过说话传递信息、表达心意、发表观点。所谓文字，不过是把语言记录下来，突破了口耳相传所受的时间和空间局限。从古到今的文字狱，其实也都属于“祸从口出”。由于过去没有录音设备，取证难，而写成了文字，“白纸黑字”，便于抓物证，所以惹祸的效率更高。
人，特别是读过两本书的人，好像都有说话的欲望，不说难受。孔夫子说：“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可是他老人家一辈子也还是靠说话挣饭吃。一部《论语》，主要记述的还是他的“言”，而不是行。所以后世君子学《论语》，学来学去，大都学成“敏”于言，而“讷”于行。
说话惹祸的责任当然首先在说话者，谁叫你管不住自己的嘴？我那没文化的老母亲，通过观察，得出一个结论：右派，都是“好说”的人。我看基本准确。右派都是因言获咎，当时能如张中行一样，不管你怎样“启”，我就是不“发”，也许就不会遭二十多年的罪。可是，“祸”的施加者，如果宽宏一些，局面就会有所不同。比如，司马迁替李陵求情，是“言”，而不是有实际效果的“行”，汉武帝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位历史学家搞成太监。当着朱元璋同志不小心说出个“秃”字，你像阿Q那样“怒目而视”，也就行了，用不着砍人家的头。
二十多年前，看欧美和港台的警匪片，看见警察抓人时往往会大声宣布：“你有权保持沉默，不过你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第一次看，觉得很滑稽，因为在我们这边，警察对“人犯”说的第一句话一般都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沉默”属于抗拒，不仅最后要从严，当时恐怕就会揍得你放弃沉默。中国自古就有“屈打成招”一说，岂能沉默？
后来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在现代文明社会，作为合法公民，在享受言论自由之前，首先应该享有“不言论”的自由，也就是享有沉默权。
我不知道中国的法律里有没有“沉默权”这个概念，但我确确实实地知道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沉默很难。
建国后搞过许多次运动，所谓运动，就是说话，每个人都要说，说“敌人”的不是，也说自己的不是。前者是“揭发”、“检举”（含告密）、“表态”，后者是“检查”、“交代”、“汇报”等等，也有人称之为“脱裤子”的。杨绛有一本小说叫《洗澡》，就是写的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洗澡”当然首先要脱掉裤子，把自己的全部隐私都暴露在组织和群众面前。“洗澡”的形式，有些像自虐，越把自己说的不是东西，越容易过关，当然要掌握分寸，别弄巧成拙，千万别冒傻气。
师专毕业前，班主任宣布毕业生都要写“自传”，放入档案。我的历史不复杂，上学，下乡，再上学，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也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更没有进过局子，本不应惧怕交代自己的历史，但当时我还是很踌躇。
我知道档案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太多的事例，“文革”前和“文革”中档案给他的主人带来的不幸和麻烦，有些惹麻烦的，并不是别人的检举或外调材料，而是你自己的言说。举两个例子。
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在“自传”里多此一举地交代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他家与国民党一特务头子做邻居，两家并无来往。一日，特务头子出门，与他寒暄了几句。白纸黑字，从此历史有了疑点。他无法证明那个特务头子与他只是寒暄，并没有发展他当特务。特务头子已经逃到台湾，谁也不能证明我同学的父亲不是“潜伏”，虽然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是“潜伏”。这样的档案属于说不清，最麻烦，他自己入党，孩子参军，都有影响。
第二个例子是我的父亲。当年他写自传的时候，坚决执行了上级领导“彻底坦白”的方针，把自己并不复杂也无罪恶的历史写得曲折生动，看上去很不进步，而且把一些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亲戚也扯了进来。例如，他交代自己有个远房伯父当过国民党徐州市的警察局局长。其实这位他十岁以后就没有再见过的远亲，与我家没有任何来往，形同路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警察局局长的大名居然进了我的档案，像个幽灵一样跟了我十多年。
鉴于以上的见闻和感受，我没有写自传，班主任催了两次，就没有再提，毕竟是新时期了。今天想起来，我维护了自己的沉默权。
我曾经想，五七年“引蛇出洞”，那么多的人中了“阳谋”，除了这些“蛇”不知道洞外的危险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群众运动的氛围里，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自己无权沉默。
据说，五十年代大陆批判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写文章骂自己的父亲是资本家。消息传到台湾，胡适很平静地说：“我知道，他在那里没有不说话的权利。”
对于最近报刊和网上人们议论纷纷的黄苗子、冯亦代告密话题，我不想为告密者开脱，但是敢肯定，当初如果有沉默权，告密者会少很多。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当年对中国人的沉默痛心疾首。他老人家还是太天真，不知道还有不许沉默的年代。
我老母亲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凡人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殊不知有人比神仙更有办法。不许沉默的代价就是鼓励说谎和告密，最后整个社会充满诡异的戾气。
我尊重的钱理群教授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他无法做到把真话都说出来，但力争不说假话。他应该知道，这在过去，很难。
这三十年，我们这个社会关于言论自由的最大进步，我以为首先是许多人，特别是无职无权的老百姓，有了不言论的自由，也就是有了沉默权。时代毕竟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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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与“夺”
晚饭后和老伴出外散步，我问：“‘争’和‘夺’这两个词在现代汉语里经常合成一个词使用，也单用。单用时，也有两个词意义上没有区别的时候，例如‘你争我夺’。但是，多数时候还是有区别的，你说区别在哪里？”一通闲扯，在以下几点达成共识：
1.争，一般要双方或多方参与。例如，争论，争辩，如果你一个人说，对方一言不发，就无所谓“争”。“夺”则不一定，你不争，我也可以夺。
2.争，是力求得到或达到，夺，则是志在必得。现在老百姓常说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说“夺取”；因为争来争不来，你说了不算，别看你合法。如果你想夺取，不但合法的得不到，损失会更多。
3.夺，是强取，不管对方态度如何。例如“夺标”、“夺冠”，强调的就是不客气。“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纯属扯淡。“夺权”，更是要来硬的，用枪杆子，玩命。
《老子》主张“不争”：“不尚贤，使民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争”。“五千言”的最后一句就是“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佛家也主张“不争”。但是他们都不说“不夺”。因为你不争，“争”的格局就不存在了，而“夺”是你管不了的。
忽然想起三个与“争”和“夺”有关的小故事。
第一个：《二桃杀三士》。典出《晏子春秋》，大意是，齐景公时，齐国有三个勇士，恃功骄傲，傲慢无礼。晏子劝齐景公除掉这三个人，于是设计让齐景公送来两个桃子，让三人以自己功劳大小来取桃，挑起争执，最后三人先后自杀。
上小学时看过这个故事改编的连环画，不太懂。不知为什么，心里还是很佩服那三个勇士。春秋时，贵族文化尚存。所谓贵族文化，我以为其要义在精神层面，例如看重名誉，要脸。在今天，这些都是人的弱点。晏子就是利用这三个人“要脸”，略施小计，要了他们的命。
第二个：《夺袍》。典出《新唐书·宋之问传》：
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蚪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
后来的“夺锦”一词亦出于此。
宋之问是初唐名诗人，人品低劣。我读过的文人传记不算少，还没见那位被史家写的像宋之问那样不堪：
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及败，贬泷州，朝隐崖州，并参军事。之问逃归洛阳，匿张仲之家。会武三思复用事，仲之与王同皎谋杀三思安王室，之问得其实，令兄子昙与冉祖雍上急变，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
宋之问的《渡汉江》是名篇：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后两句常被后世还乡人引用，殊不知当时宋之问的“怯”，是一种在逃犯式的恐惧。张易之败后，宋之问被贬到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县），他没有像苏轼那样,吃荔枝，准备定居，而是自作主张逃了回来。由襄樊渡汉江，经南阳就可到洛阳。“不敢问来人”，对于别人，是担心故乡亲人的变故，对于宋之问，则是担心自己的命运。
宋之问回洛阳后，先是依附太平公主，看见安乐公主势力渐大，又想改换门庭，结果引起太平不满，被贬越州；睿宗立，再贬蕲州，最后被李隆基赐死在桂州。
宋之问一生卷在武则天晚年及身后的大唐政治漩涡里，他自己一无政治操守，二无政治眼光，甚至连政治抱负也谈不上，到死都对官场的风险认识不足，给后人留下一个下贱、卑劣、怯懦、且愚蠢的背影。其实，与当时官场的许多人相比，他也未必就更无耻。
在古代，诗人当官的很多，当官的兼做诗人也很平常。可是，诗坛是诗坛，官场是官场，各有各的游戏规则，以诗人身份侧身政界，就是“弄臣”，必无好结果。李白的悲剧就是例证。不过宋之问还是太惨，不仅彻底弄臭了名誉，最后还丢了性命。
“夺袍”的故事精彩在一个“夺”字，武氏贵为天子，再赐一袍就是了。把已经送人的东西夺回来，另送别人，别说老百姓，就是土匪也不会干这样没人味的事。由此可见武则天的性格：什么都可以夺，内心没有任何道德、人情之类的准则。唯如此，方可夺天下。
“夺袍”的事如发生在春秋，当是“一袍杀二士”。不过公孙虬和宋之问身为弄臣，早已把自尊、荣誉、脸面之类丢在里茅厕里，不会自杀。公孙虬当然会有些沮丧和羞愧，但是也未必敢写在脸上。宋之问想来一定得意洋洋，穿着袍子到处显摆，睡觉都舍不得脱。
第三个故事见于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叫“争状元”：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时举进士，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约胜者与之。昌言发秃，嗣宗殴其幞头坠地，趋前谢曰：“臣胜之！”上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昌言次之。
赵匡胤是丘八出身，当了皇帝后对读书人很宽厚，不像武则天那样以为自己有资格评判天下诗文的优劣，索性引入体育比赛的公平竞争机制。所谓“手搏”，大概就是相扑，君子动手不动脚，《水浒传》燕青去泰安打擂的那一种。
用相扑比赛来选状元肯定不是好办法，可是由皇帝主持殿试选出来的就一定公平吗？我觉得赵匡胤很可爱，他知道，自己钦点人家也未必服气，不如化成一场游戏。赵昌言丢了状元，但是没丢面子，因为不是输在文章上；王嗣宗也明白，自己这个状元，就是当着儿女的面，也只可当个笑话说说。
三个故事，最让我反感的是第二个。第一和第三，都是“争”，虽然有“挑动群众斗群众”之嫌；第二个却是“夺”。
自三十年前开始，市场经济得到正名，“竞争”一词成为中国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只要公平，“争”肯定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不过，我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另一种“争”——官与民争，由于不公平，其实是“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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