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实秋的《超级市场》说起
我这样年龄的人，最早知道梁实秋这个名字，是在高中的语文课本里——鲁迅那篇有名的《“丧家的”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这篇杂文，早已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抽出，这是对的。对此文，有些论者，认为有人身攻击之嫌，不足取，不过我还是很爱读，常为文中丝丝相扣的逻辑推理所折服，心中由不住喊一声“高！”至于“人身攻击”，俗话说，相骂无好话，了解这次论战的全过程，至少就不会单单指责鲁迅。梁氏在引起鲁迅作此文的文章中，影射左联作家“领×国卢布”，远不是文学批评应有的手法，实在说有些阴险和卑劣，挨鲁迅的骂，至少不是百分之百的冤枉。现在的学者评价二三十年代的论争文章，往往不顾当时的具体背景，苛责前人。
二十多年前，在内蒙古的一家小书店里，见到一本影印本的梁实秋《雅舍小品》小册子，买回去一读，大吃一惊，原来此公还是一位散文高手。愚以为，水平超过林语堂，就语言功力而言，完全可以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这些大家比肩。
1989年，大陆出版了四卷本的《梁实秋散文》。买了一套，有半年的时间放在枕边，多数篇章读过不止一遍。
前天晚上临睡前，又抽出一册闲翻，翻到的是一篇《超级市场》。文章不长，内容在今天看来也毫不新鲜，主要是介绍自己在美国逛超级市场的见闻和感受，有意思的是最后一段：
假如这样一个市场搬回到我们国内，与“国情”是否相合不无问题。讨价还价惯了的人，不争到脸红脖子粗是不能心安理得的。一看肉是冻的，鱼是死的，谁都会摇头而去。而且买完青菜之后顺便讨取一块姜几根葱恐怕也要落空。屋里空气调节，到夏天来乘凉的人必多于顾客。大流氓、小流氓，必然的要在这里啸聚，想到这里，憬然于全盘西化之不可行，而超级市场搬回国内之议亦以暂缓为宜。
这篇文章最早收在1970年出版的《西雅图杂记》之中。据梁实秋《槐园梦忆》，他和妻子程季淑到美国“度蜜月”，“于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飞往美国，……于八月十九日返回台北，……途中经过具见我所写的一个小册子《西雅图杂记》。”可见，文章写在1970年。
梁实秋所说的“国内”，自然是指台湾，那么，台湾什么时候开始有超市？估计距梁氏返台后不久。没听说“不可行”，如果真闹出什么大乱子，我们的媒体不会不加报道。
大陆好像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有超市。1982年，鄙人还在内蒙古，和老婆回北京探亲，听说距岳丈家不远的三里河菜市场改成了超市，就去看新鲜。规模不算大，里面和梁实秋介绍的美国超市没有太大区别，人不少，买东西的却不多，大概多数人也是像我一样看新鲜的。当时我也多少有些疑虑，认为这种商场大约和蓝岛一样，也只是面向少数有钱人的。真要开多了，也担心会吸引不了普通顾客，而且会出现梁实秋担心的情况，因为梁氏所说的“国情”，大陆基本相同。
可是，超市并没有因为水土不服退出中国，而是越开越多，洋超市也进来了。这几年，超市的开设可以说是如雨后春笋，不仅大城市、中小城市，甚至县城和乡镇，超市都成了居民必不可少的商业设施。传统站柜台的商店虽然没有消亡，要么具有半超市的性质，要么干脆专辟出一两层附带开超市。自然，顾客中难免会有三只手，不过有了摄像探头和保安，丢失的数量还在商家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何况，美国也不是“天下无贼”。夏天为了享受空调逛超市的也会有，可是，逛着逛着，说不定你就成了顾客，主动交了空调费；就算不买，这里没处坐，也没处睡，何况有多少人有时间整天泡在超市里？我每周至少去一次超市，真没见过什么“大流氓、小流氓”在这里“啸聚”。说实话，我要是流氓，宁可选择街头闹事，你想想，超市里拐来拐去，出口又窄，做完案，逃跑大不易。
梁实秋1987年去世，生前的十多年，不知在台湾逛没逛超市，如去过，不知对自己当初的议论作何感想？
以“国情”为由，拒绝外来事物，是明清以后中国社会的常态。最著名的自然是“戊戌变法”，国家已经风雨飘摇，遗老们还沉睡在老大帝国、文明天下第一的美梦里。终于使中国失去了一次非暴力改变社会制度、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机会，清王室也让自己丧失了作为政治力量继续存在的可能。
从历史上看，在中国，所谓“全盘西化”的言论从未真正赢得过哪怕是在知识分子中的多数赞同，倒是坚持保存“国粹”者一直不缺少市场。不过，当国粹威胁到政权存亡时，当新事物充分表现出它的优势时，保守者也不得不让步。清朝末年，朝廷也不得不下决心政改，据李泽厚介绍，方案相当开明，可惜，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失去了国民的最后一点信任，武昌几个小兵偶然闹事，大清王朝也就土崩瓦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功绩很可能是推广白话文，奇怪的是当时的反对者不仅有林琴南那样的遗老，居然还有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可惜，白话文还是浩浩荡荡地流行起来。当年变法维新的首领康有为反对行西洋的握手礼，主张保留跪拜，理由是如果不跪拜，天生膝盖何用？不知没有了“圣上”，他该向谁磕头？
“国粹”论者延缓了中国的进步，有时还会添乱。据说，当年修津浦铁路，设计中有曲阜一站，遗老们先是反对建这条路，无果，最后坚决反对经过曲阜，说是会惊动孔圣人的灵魂，破坏了孔林的风水，会“动摇国本”，铁路只好绕行。害得到现在曲阜人出外打工，想回家，下了火车还得再换汽车。
最耐人寻味的是儒家学说在中国的命运。秦始皇对儒家很反感，应对的办法是“焚书坑儒”，结果二世而亡。汉高祖刘邦一开始对儒家也很讨厌，拿儒生的帽子当夜壶使（真正的流氓！），经叔孙通一讲解和演练，发现儒学可以让他体会到当皇帝的威风，也就接受了。后来，儒学经董仲舒一加工，汉武帝更看出其中的妙处，于是“独尊”。也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尊儒，哪个朝代存活的时间就长一些，如汉、唐、宋、明、清。魏晋南北朝，五代，元代，儒学的地位都不高，这些皇朝就短命。可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的事实是，哪个朝代把儒家抬到天上，哪个朝代也就变得虚弱不堪，最终被另一种文化击垮。宋、明、清，就是好例子。
现在我们不大吹嘘“四大发明”，因为实在是太久远了，不能只说过五关，不看近现代的走麦城。现在我们常常吹嘘的是我们的文明是唯一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这当然是事实。可是，不中断，并不意味着就是最好的，也并不意味着以后永远也不会中断。
有人把“不中断”的原因归结为“儒家文化”。可是据我看，还是要从两方面看。宋、明都亡了，儒家文化却没有亡。进来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很快就愉快地接受了儒家学说，并把它作为立国之本。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儒家文化先进，具有强大的通化力。我看未必，西方的科学民主更先进，清王朝为什么就不接受？原因是儒家文化本质上是“奴才文化”，第一，它肯定皇权来于“天授”，不可侵犯；第二，它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皇权宗法秩序不可动摇。在这样的文化中，每一个人都是皇帝的奴才，都是礼教的奴才。对这样的好文化，别说蒙古族皇帝和满族皇帝愿意接受，就是外星人来到中国，只要想当皇帝，也会喜欢。
鲁迅把中国人的历史分为两种：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实在是深刻得很。“五四”使儒家遇到了两千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批判，可惜，这次批判实在是时间短，影响范围也很有限，多数批判者也不具备本身的深刻性。儒家文化并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在老百姓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当权者用起自然也还是得心应手所向披靡。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介绍了大陆“新儒家”的情况，重点介绍了代表人物蒋庆的政治主张：
蒋庆主张恢复儒家的王道政治，因为这种政治具有三重合法性，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这种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有二，一为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一为国立通儒院专门培养的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通过政治实习和考核的儒士。庶民院议长、议员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产生。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则由衍圣公从我国历代圣贤后裔、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中指定。三院具有平等的地位，任何法案必须在三院都通过才能成为法律。
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在蒋庆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议会民主制度，都是西方人的玩意儿，无法适应中国的“国情”，最好的制度是“恢复儒家的王道政治”，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可惜的是宣统皇帝已死，又没有留下太子，实在无法恢复君主制，历史上的皇帝都不是选出来的，现在就是选一个，老百姓也不会答应，因为所有的人都想当皇帝。所以，蒋庆就设计出这么个怪物来。
先说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大儒的标准是什么？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活着，肯定合格，现在只能是蒋庆来担任，而且还是终身任职。因为这样的政体是他设计的，别的儒都想不出来。议员，一为社会公推之民间贤儒，也就是推荐。这种东西我见过，“文革”中工农兵上大学就是采用此法，只要是推荐，村长的儿子、乡长的小舅子，都是合格人选。二是通儒院培养的儒生参加考试，说白了，通儒院就是国子监，考试也就是科举，自然也会考八股文。
庶民院，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定产生，可以作为民主的摆设，因为一投票，他们最多也不过是三分之一。
最有意思的是国体院。议长由衍圣公世袭。最后一代的衍圣公后来去了台湾，在政治上悄无声息，不知有没有儿孙。再说，有人提出，当初曹操灭孔融一门，真正的孔子嫡传早已断了根，后代的衍圣公很有假冒的嫌疑，该怎样通过DNA鉴定来验明正身？至于“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到哪里去找？本人姓王，如何断定我是王羲之的后裔还是王莽的后裔？我就不信一直往上查，查不出一个“圣贤”或者“历史文化名人”来！真要查到王阳明，那我就是合格的“历史文化名人后裔”了。“文革”中有个查三代，蒋庆要查的可是几十代！到时候，全国不知要跑出多少李世民、赵匡胤和朱元璋的后裔来。最可靠的只有宗教界人士。把国家的命运交给和尚、老道、喇嘛、阿訇和大主教来决定，总让我想起《西游记》里的那些“国师”。
蒋庆的主张大概没有实现的可能。可是，以“国情”来拒绝外来事物的故事肯定还会延续，不过，好东西早晚还是会进来，就像超级市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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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出版诗集一书
闲话“学中文”
星期天，朋友到家里来，闲聊中，不知怎么说到学中文没用，特别是男人。老婆表示赞同，很有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证明的意思。我说，学中文对别人没用，只对自己有用。朋友认为有道理。晚上回想起来，觉得，至少对我自己而言，“对自己有用”很可能也是“自欺”。想来想去，居然想到了孔夫子。
孔夫子号称“至圣先师”，我最近发现，他老人家很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实行“素质教育”的人。孔子的教学虽然不像现在的学校那样分专业，但肯定和后来的私塾很不一样。教学内容居然包括“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礼：周礼，相当于现在的德育。你看，孔子也是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乐：音乐，相当于美育。
射：军事技能培训。打起仗来，可以应征入伍，箭射得准，容易立功，得到提拔；不打仗，到野外射个山鸡野兔之类，可以改善生活。
御：驾车。有些职业技能教育的味道。春秋时中原人还没有“胡服骑射”，出门坐马车（也有牛车和驴车），打仗靠车战，学会驾车很有用。我猜想，孔子的三千弟子里肯定也有无法挤进上层社会就业的，学会驾车，也算一门技术，可以“开出租”混口饭吃。
书：识字，写字。相当于“学中文”，学的可能主要是《书》《易》《诗》《春秋》之类。
数：计算。要是今天，孔子肯定非常重视计算机教学。
孔子还提醒学生，要多认识草木鱼虫的名字，有些像生物学、博物学。
从《论语》看，孔子喜欢在春天里带着学生外出旅游，亲近大自然。
更难得的是，他周游列国时，也带着学生，让他们参加社会实践。
真了不起！大哉，孔子！
可惜，孔子的“素质教育”理念并没有被后人继承。自汉代以后，中国的私塾、公学（县学、国子监）变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实，就是只学“中文”。
自然，孔子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比如，有一个学生问他如何种菜，他说我不会种菜。背后又对别人说想学种菜，没出息！
对这一点，毛泽东给予了批判（可参看《毛选》第三卷，他在纪念“五四”的群众大会上的讲演）。延安的读书人立刻响应号召，不但种菜，而且纺线，吴伯箫写了散文《菜园小记》和《记一辆纺车》，后来都被选为中学教材。
解放后，他老人家发现，读书人又都不学“种菜”了，终于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决定把年老的送到“五七干校”，年轻的送到“广阔天地”，都去学种菜。（注：臧克家在干校种菜，写过赞美“菜花香”的诗句，后被姚雪垠批评）
我其实会种菜，小时候在自家屋前小院，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都种过。可还是被发配到牧区。在草原上无菜可种，唯一的收获是学会了骑马，相当于六艺中的“御”，可惜进城后没了用武之地。结果，我实际上在“六艺”中也还是只学了“书”，也就是“中文”。
中文系是所有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都开设的专业，招生的人数一般也最多。专业全称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看名称，培养目标是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人员。可是国家需要的这一类研究人员，包括大学里中文系的教员，实在有限，毕业后，能在报社或出版社当个编辑，就算对口，多数人，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认识一个中文研究生学历的女孩子，卖保险。
古人只学“中文”是因为有科举。唐朝时，科举考诗赋，宋朝，主要考“策论”，到了明清，只考“八股文”。
古人对于读书的目的，也说“修身齐家平天下”，类似于今天的“为人民服务”，可是也说“光宗耀祖”，比我们坦诚得多。
宋濂是明初最著名的读书人，他的《送东阳马生序》以切身经历劝勉学生要“苦读”，是中学语文的传统教材。显然，编者认为，他那种“苦读”精神对今天的学生还适用。可是文章选入课本时，都删去了其中的一句话：
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綴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缪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这就说得很明白：“苦读”的目的是当官、出名。宋濂后来因长孙列入胡惟庸党，被判死刑。后因为马皇后说情，朱元璋开恩，全家谪往茂州（在今四川茂汶一带），中途病死在夔州。这是他写《东阳马生序》时无法预料的，属于天威难测。
读“中文”可以当官，当了官却应该明白：必须放弃“中文”，千万不能“呆”。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当了官，你必须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古人把八股文比作敲门砖，门开了，砖就必须扔掉，你还抱着，早晚会砸了自己的脚。“半部《论语》治天下”，真正的潜台词是：治天下，连《论语》这样的经典都不需要。为官之道，有许多“潜规则”，其中的要义是“伪”，说一套，做一套。“潜规则”在四书五经里是没有的，偶有记述，那是在笔记杂书、禁书里。主要靠自己在实践中体会。
朱元璋当了皇帝，听说《孟子》里有“君为轻”之类的话，大怒：“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立刻命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将孟子逐出孔庙。接着命人删去《孟子》中八十五条他不喜欢的地方，让天下的读书人以后只许读“洁本”《孟子》。
其实，这位和尚出身的皇帝多虑了。多数的读书人很明白官场的潜规则。就算有几个书呆子进了官场，要么很快被淘汰出局，例如李白、杜甫；要么就四处碰壁，活受罪，例如海瑞，这位书呆子一生都过着布衣粗食的日子，挨板子，蹲监狱，临死，连丧葬费都没有着落。（他做梦也没想到，几百年后，因为他，连累一个叫吴晗的读书人丢了性命。）
官场，对于“学中文”的书呆子，“居大不易”。
学“中文”的进入官场，毕竟是少数。做百姓，如果还坚持自己所学的“对自己有用”，发呆，境况同样会很糟。极端的例子，就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孔乙己“呆”，但是还知道“颓唐”。如果“呆”再加上“狂”，多一点浪漫主义的想象，说不定会惹出大麻烦来。
鲁迅有一篇杂文《隔膜》引述了《清代文字狱档》中的一则史料，很有意思。
乾隆时，陕西有一个叫冯起炎的秀才，听说乾隆要去祭谒泰陵（雍正陵），决定前去“呈进”自己的学术著作，讨些好处，在路上转悠，还没见着皇帝，就因“形迹可疑”被捕。
审问。“学术专著”是“以《易》解《诗》”，虽说纯属信口开河，但是并无“逆”语，麻烦出在专著后面的“后记”上。冯起炎说，他看上了自己三姨母家的一位表妹，十七岁，想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又看上住在首都闹市口自己五姨母家的一位表妹，十三岁，也想娶，同样“恨力不足以办此”。他希望皇帝派官员去这两家过问一下。“诚如是，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
这位“学中文”的秀才，不仅呆，而且很浪漫。除了熟读《易》《诗》这样的经典，大概还读了不少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说不定也包括手抄本的《石头记》。他相信，只要能见到“爱民如子”的皇帝，就可以满足自己“天子做媒，表妹入抱”的美梦，就算不“谐”，也没有什么风险。
谁知道，皇帝没见着，直隶总督给他定的罪行是：
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辞，尤属狂妄。核其罪行，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刺字发遣。
鲁迅说：“这位才子，后来大约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
冯起炎能考上秀才，肯定不是弱智，家境大约也至少属于温饱。如果不是学了“中文”断不至于这样“呆”而“狂”。当初或务农，或经商，当可平安度日，不娶那两个表妹，也不至于打光棍。现在发配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除了一肚子的《易》《诗》和才子佳人小说，别无谋生技能，下场可想而知。
有清一代，特别是前半段，对知识分子还算宽容，可同时也屡兴文字狱。只要稍稍看看史料，就知道，针对的大都是“学中文”学得“呆”而“狂”者。至于张廷玉、纪晓岚这样深知官场“潜规则”的读书人，则可全身而退，还能做出一番成就。张廷玉一经雍正暗示，立刻修改《康熙起居注》，这位主修《明史》的官僚学者根本不管历来史家宣扬的“实录”原则。纪晓岚为官十分谨慎。（孙犁对此有论述）你看看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可有任何“有碍”文字？电视剧里的纪晓岚，是对人们的误导。
可惜，文字狱并不能改变后世“学中文”者“呆而狂”的毛病。因为这几乎就是“中文教育”无法避免的“职业病”，甚至是教育目标。
解放后，各种运动大都针对的是“呆而狂”的“学中文”者，最著名的就是胡风，明知自己不是“圈”内之人，还敢上“二十万言书”，实在是极端的“呆而狂”。
1957年，倒霉的自然不仅是“学中文”的，可确实，“学中文”者比例最高，尤其是书呆子，更别说再加上“狂”的。连我不识字的老母亲都发现，当“右派”的，都是“有学问”而又“爱说”的人。我接触过不下十位“学中文”的右派，据我观察，就是遭难二十多年后，也还是有些“呆”，还是爱发议论。可叹！
不能不说，“学中文”，未必对自己有用，说不定是“有害”。自己当然是后悔也没用了，只能是告诉晚辈年轻人：别学中文。如果找对象，最好也别在“学中文”的里面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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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逵该死
前些日子，知道山西有一个作家叫韩石山，写了一本《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没有读，原因很简单：韩先生所说的“少”和“老”究竟有没有很具体的年龄界限我不清楚，可我的“少”，假设是二十五岁之前没有读过胡适；现在老了，假设为六十岁以后，可以放心的读鲁迅了。不过，我心里还是有些疑惑：胡适的作品很适合少年们读吗？比如《尝试集》，比如《胡适的日记》，比如《中国哲学史》？我对胡适先生非常敬佩，不过以为，他不是思想家，也实在算不上文学家，作为一个学者还是让学者们去研究吧，和陈寅恪、王国维一样，没必要成为少年的阅读对象。
“少不读××，老不读××”的说法在中国很多，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网上一查，居然有“少不读水浒，老不读西游”，“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少不读西游，老不读三国”等等，甚至还有“男不读红楼，女不读三国”，自然也有我早就听说过的“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为什么“少不读水浒”？据说是《水浒》一书主张反抗，歌颂打打杀杀，少年人血气方刚，弄不好会惹出人命官司，然后啸聚山林。老不读《三国》，是因为人老了，本身就很奸猾，再拜曹孟德为师，就算当不上丞相，给别人当个狗头军师，也会成为不安定因素。
我是刚上初中一年级时读的《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七十回本，也就是一个“洁本”；上高中又读了一百回本；读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已经是“文革”进入尾声的1975年冬天，但也还远不算“老”。现在回忆，这部书对我产生过什么影响？好像很有限，至少我没有过“造反”、“起义”之类的念头。这本书情节很吸引人，语言也很有味道，对书里的人物，觉得林冲和鲁智深更易接受，可也是作为文学形象，而不是生活榜样。当时觉得《西游记》里的孙猴子和猪八戒更可爱，《三国演义》里的赵子龙更可敬。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在初中时读的《水浒》，我不觉得他们读完后性格有什么变化，倒是几位既不读《水浒》，也不读《三国》的，性格更具有攻击性。
关于《水浒》在明清以后的农民起义中的作用，我以为是文学史家们的过分解读。至少，明朝，清朝，民国，解放后，《水浒》都不是禁书，就可说明。
宋以后，读书人很有些自作多情，世上有了好事坏事都往自己身上扯，结果皇上也起了疑心，顺治、康熙开始的文字狱，就是报应。“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早就说明白了。
《水浒》是不是“少儿不宜”？我以为是。原因不是歌颂“造反”，而是宣扬残忍和暴力。《水浒》中的人物自然也有解珍、解宝这样被压迫的下层劳动者，林冲这样被逼无奈的造反者，可说实话，地痞流氓一类的人物也很不少，欺行霸市、拦路抢劫、图财害命，可以说是无恶不作。例如张青孙二娘两口子，卖人肉包子就是为了赚钱，哪朝哪代都该杀头。
例如李逵，细读，这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物。一方面，作者想把他写成一个粗鲁但又正直，具有赤子之心的人物，也确实做到了。他有孝心，嫉恶如仇，第一次宽恕李鬼，以及误以为宋江强抢民女砍倒杏黄旗的情节，从艺术上看，非常成功。可是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杀人魔王，经常有“杀个痛快”的强烈欲望，一有机会，就抡起两把大斧乱砍过去，砍死者多为看热闹的“市井细民”。此时，他也不想这些人家中是不是也有“八十岁的老母”？他们无缘无故被砍头，是不是比女儿被抢走更冤枉？至于喜食人肉，就不用说了。对于李逵的残暴，作者也是赞许的。
这样的人物真要是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未必是老百姓的福气。我疑心，在过去的所谓农民起义队伍中，如张献忠及其部下，李逵这样的人物不少，不然四川人不会被杀得几乎断了种。
李逵是中国古代话本小说中一类人物的典型，这一类型中还有张飞、牛皋等。第一次读《三国演义》我就对张飞有些反感。此人动不动就鞭打士卒，关羽死后，更是喝醉酒连将领也打，最后被打将领杀死提着头投降了东吴，我以为他活该。碰上这么一位上级，又没有说理的地方，皇上是人家的大哥，莫非等着被打死才算对？
宋江临死前用毒酒害死李逵，是办了一件好事，至少，给江州劫法场时被“误杀”的人讨了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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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出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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