痒痒挠和“竹夫人”
朋友送我一本季羡林的《病榻杂记》，每天临睡前，翻看十几页。
季羡林是我十分尊重的大学者，他散文类的作品，我基本都拜读过。第一次读他的散文，是四十多年前，记得是《塔什干的孩子》，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当时的散文，也有让人激动的，也有让人深思的，让人感到温暖的很少。季老的这一篇，记述了他出国访问时，与一个塔什干小男孩儿之间的友情，让我感到温暖。所以，几十年过去了，文章的基本内容还记得。
《病榻杂记》也还是一如季老过去的文风，质朴，真挚，自然；不摆大学者的架子。可是，说句得罪的话，毕竟是九十多岁老人的病中之作，总觉得少了一些醇厚和精心构建，多少有些枯瘠。例如写人的一些篇章，与他的老友张中行的《月旦集》相比，还是有高下之分的。也难怪，季老虽天性朴厚，终究大半辈子的身份是大学者、名教授、北大副校长，过着学院里的日子。文章里缺少张中行那种浓浓的平民气，也是自然。这也许并不是高下之别，只是如我这样的草根读者，对张中行更感亲切一些。相比而言，季老议论性的东西不乏高见，颇能引人深思。
这里要说的是《病榻杂记·在病中》中的一段话：
痒这玩艺儿也是会欺负人的：你越搔，他越痒。实在不胜其烦了，决心停止，强忍一会儿，也就天下太平了。后背自己搔不着，就使用一种山东叫痒痒挠的竹子做成的耙子似的东西。古代文人好像把这玩意儿叫“竹夫人”。
我家在苏北，与山东毗邻，也把这玩意儿叫痒痒挠。在东北，叫“老头乐”，郭颂的名曲《新货郎》里就唱到过这东西。另外，它还有个别名叫“不求人”。这物件儿的历史相当悠久，总有一千多年了吧。魏晋时就有的“玉如意”，就是由它变化来的。就是现在，“如意”也还能看出与痒痒挠形状的相似之处。不过，“如意”取其音和字面意思，已变成象征吉祥的摆设和图案，没有实用意义了。可以推断，最早，“如意”是古代文人对痒痒挠的雅称。
“竹夫人”是另一种东西，与痒痒挠无关。
竹夫人，用细竹篾编成的一种圆筒状器物，长约一米，径可半尺，多孔，中空。此物，为暑夏睡觉时纳凉所用。南方夏天气候炎热，昼夜温差小，至夜难以入睡，怀里抱这么个竹编的空笼子，凉快多了。我虽没用过，但细想，暑天里热得睡不着觉，腋下、两腿间肉贴肉，总是汗淋淋的，有这么个东西架起，空气可流通，自然会凉快一些。在没有空调的时候，竹夫人实在是一件简单而聪明的发明。
竹夫人的历史也颇悠久，至少唐代已有，叫竹几，竹夹膝，大约体型还比较小。到北宋，竹夫人已经入诗了。苏轼有一首《送竹几与谢秀才》，前四句是：
平生长物扰天真，老去归田只此身。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
谢秀才送给苏轼一只手杖（木上坐），苏轼回赠一只竹夫人，真是礼轻情义重，雅得很。
黄庭坚也有两首小诗是关于竹夫人的：
青奴元不解梳妆，合在禅斋梦蝶床。公自有人同枕簟，肌肤冰雪助清凉。
秾李四弦风拂席，昭华三弄月侵床。我无红袖堪娱夜，正是青奴一味凉。
诗题是“赵子冲示竹夫人诗，盖凉寝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职。予为名曰青奴，并以小诗取之。（二首）”可见，那时的竹夫人就是睡觉时取凉的竹器。不过，黄庭坚认为，“憩臂休膝”不是正牌夫人的职责，是奴婢干的事情，所以改名叫“青奴”。
宋以后，以竹夫人为题作诗的人不少见，也是“托物言志”的习惯。明代大文学家，苏州人冯梦龙还搜集整理过一首名为“竹夫人”的山歌。
竹夫人这个典故并不算偏。因为《红楼梦》里出现过。书中薛宝钗编过一则谜语：
有眼无珠腹中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
谜底就是竹夫人。
这则谜语不见于各脂评本，有人认为是后人所加，我以为很有道理。以薛宝钗的身份和性格，应该不会写这样有着明显情爱内容的东西，而且这则谜语文词浅俗，也与宝钗的才学不符。我甚至怀疑，作者不是曹雪芹，是直接抄引的民间谜语。有红学家认为，就是根据这则谜语，后四十回的作者编写了宝钗婚后不久守寡的情节；还有人认为，“有眼无珠腹中空”是宝钗在骂贾宝玉。如果谜语本身就不是原作的文字，这些猜测也就没有意义了。
不过，曹雪芹出生在有“火炉”之称的南京。虽是高门显宦钟鸣鼎食之家，可在那时，到了夏天也没有躲避暑热的太好办法。想来，他对竹夫人这东西不会陌生。
严格地讲，说竹夫人“有眼无珠腹中空”并不完全确切。竹夫人中大多会编进一个拳头大小的竹球。摇晃竹妇人，靠竹球撞击，可以清除里面的尘埃。还有人临睡前，在竹夫人腹内放些薄荷、栀子花或茉莉花，不仅可避蚊虫，连梦也是香的了。
季羡林是山东人，读大学在北京，留学在德国，回国后一直居住北京，大约没见过竹夫人，偶尔记错一个典故，也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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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处
闲翻由张中行定稿的人教版《古代散文选》下册，发现里面的文章虽都读过，可多数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其中有一篇刘因的《上宰相书》，居然已毫无印象，可见，四十岁以后读书，就像在有字的纸上再写字，和二十岁以前读书，完全不是一回事。
刘因的这篇书信实在算不上出名，我不记得有别的散文选或者“鉴赏辞典”之类选过。这次重读，立刻想起另一篇古代散文名篇，也是书信：李密的《陈情表》。
李密（224-287），前半生是三国时的蜀汉人，后半生是西晋武帝治下的臣民。李密在蜀汉曾担任官职，蜀汉灭亡后，晋武帝征他为太子洗马，他不肯应命，写了这篇《陈情表》说明情况。
要说，李密也是个苦命的人，不到一岁，死了父亲，四岁，母亲改嫁，靠祖母刘氏养育成人。
按照文学史家们的分析，李密不是个不肯当官的清高人，但面对晋武帝的征召，确实有些难处：
第一，作为一个读书人，拿过蜀汉王朝的俸禄，对旧主总还有些感情，蜀汉刚灭亡四年，自己就去侍候新主子，心理上有些障碍。
第二，对新主子不了解，想等等看。
第三，祖母年事已高且多病，需要他的照顾。
这很有意思。李密的难处是明摆着的，老祖母已经94岁，“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可是在晋武帝看来，拒绝应召，很可能是留恋旧主子或者看不起新主子。如果这样，简直就是死罪。西晋王朝并不是缺了李密就不行，也未必就缺少想当官的人。新王朝最不能容忍的是对自己合法性的怀疑和权威性的蔑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态度决定一切。晋武帝的诏书我们读不到，可是就《陈情表》所说，“诏书切峻，责臣逋慢”，显然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也就出现了“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的情形。
李密显然对晋武帝的心理洞若观火，《陈情表》实在写得好。首先，李密抓住晋武帝以孝治天下的宣传大作感情文章，用力渲染自己的家庭不幸，以及自己和祖母的骨肉之情，这些文字就是近两千年后的今人读了，也还感到酸楚。不过，文章的好处却是在不动声色之中打消了晋武帝的怀疑。李密不但把新政权称为“圣朝”，而且把自己生于斯，长于斯，仕于斯的蜀汉王朝称为“伪朝”；声明自己从小就想当官，“不矜名节”；对晋武帝的任命，“非臣隕首所能上报”。特别是，他对天发誓，一旦祖母故去，自己就会全心全意地效忠新朝，“生当隕首，死当结草”。
这封书表奏上去后，感动了晋武帝，说他在当时的名望不是虚传，不再勉强他。
我以为，李密成功的原因，是他说的全是真话。他所有的难处就是祖母年老多病。至于对旧王朝的留恋以及对新王朝的疑虑，都是史家们的推测，主要是站在晋武帝的角度对李密心理的推测。事实是，祖母去世后，李密不但出来当了官，一直做到汉中太守，最后被免官。
刘因的《上宰相书》内容与李密《陈情表》很相似。刘因（1249-1293）是宋朝遗民，入元后，出任过右赞善大夫等职，后因母病辞官；朝廷再次征他出仕，他以重病缠身为由，上书宰相，希望得到保全。
在这封书信里，刘因首先声明，按照“君臣大义”，自己应该报效朝廷，以前也是这样做的；所谓“高人隐士”的名声，是别人对他的误解。接着讲述自己的身体情况，“腹痛如刺，下血不止”，“服疗百至，略无一效”，恳请宰相“曲为保全”。刘因也成功了，《新元史》记载：“书上，朝廷不强致。帝闻之亦曰：‘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欤？’。”据我看，刘因成功的原因也是说实话，他实在不是装病，两年后也就病故了。
重读这两篇散文，对于李密和刘因的境遇，我已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个人面对的新朝皇帝。
按说，晋武帝司马炎在历史上不是什么圣明君主，元世祖忽必烈也不是个好说话的皇帝，可是这两个人都还有通情达理的一面。
试想，如果晋武帝收到李密的表章，回信说：所谓尽孝，全是托辞！当时你在“伪朝”当官不也是祖孙两人相依为命吗？为什么能做到忠孝两全？到了我们“圣朝”，怎么就全是困难？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吗？不知李密该怎样回答。
试想，忽必烈看了刘因给宰相的信，下旨说：首都的医疗条件更好，有病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治疗嘛！叫我看，身体有病还在其次，如果是思想病，单吃药就无济于事了。有这么两句，刘因的什么病都好了。
所谓通情达理，就是承认哪怕是老百姓，也有有难处的时候，体谅这些难处，而不是以君君臣臣的大道理把人往死胡同里逼，不是一味要求老百姓“奉献”和“牺牲”。一个好的社会，首先应该承认每个个人的难处是客观存在，在上者应该尽可能地帮助他解决这些难处，至少，也不应该有意给老百姓制造难处，以此来改造他们的思想。这样，每个人的难处少了，国家的难处也就少了。
其实，与人相处也是如此。多体谅别人的难处，是为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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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参禅
美国人李普士的《禅的故事》一书中，收有无门慧开的《禅宗无门关》，其中有一则是《岩唤主人》：
瑞岩彦和尚，每日自唤：“主人公！”复自应：“喏！”乃云：“惺惺着！”“喏！”“他时异日莫受人瞒！”“喏！喏！”
注：惺惺着，警惕语，清醒些！不要打瞌睡！不要昏沉呀！不要糊里糊涂啊！
释家参禅，途径很多，这位瑞岩彦和尚的方法是，把自己“一分为二”，假设为“我”和“另一个我”，另一个我提醒自己“惺惺着！”而我接受提醒：“喏！”看起来很可笑，其实，此法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不但源远，而且流长。
孔夫子云：“吾日三省吾身。”其实就是把自己分成了“吾”和“身”，由“吾”来审查“身”，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查”，或者叫“自我批评”。此法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运用到了极致，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灵魂深处刺刀见红”，“狠斗私字一闪念”都是，细想起来，和孔子的“省”也是一个路子。不过，目的不是检查和提醒自我，而是要把“我”变成“非我”，实现彻底的“异化”。就当时的社会现实看，很有效果，许多人不但变成了“非我”，而且变成了“非人”。
外国人说，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魔鬼，很有道理。孔夫子的“省”，是为了唤起灵魂里的天使；那个年月，有人却在鼓励人们唤起魔鬼。当时我也曾使用此法“参禅”，可能是心不够诚，不太灵，虽然天使也在远去，魔鬼总算没有被从瓶子里放出来。也许，我应该永远感谢我的母亲，她不识字，但对我的教育从来都是要唤起我心中的天使，而不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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