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与糊涂
“人生识字忧患始”是苏轼的诗句。第一次见这个句子，是上高中时，在语文课本里鲁迅杂文《人生识字糊涂始》中。鲁迅的这篇文章，今天看来并不算深奥，也就是讲文言文难懂，可是在当时，尽管语文老师几乎是逐字逐句的分析，我还是一头雾水，倒是把苏轼的这句诗牢牢记住了。
苏轼的《石苍舒醉墨堂》写在熙宁元年（1068年），时年32岁。苏轼当时走入仕途时间并不长，所谓“忧患”其实也就是信口一说，不过他也没想到一语成谶。不过当年真如他说“姓名粗记可以休”，在四川眉山当个土财主，大约会少受许多忧患。可是，中国真少了一个苏东坡，也太可惜。
对“人生识字忧患始”印象深，不是因为自己上到高中就感到识字带来了什么忧患，而是因为前些年“反右”运动中许多识字人的命运记忆犹新。当时给我们讲《人生识字糊涂始》的语文老师就是上大学时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想必他对“人生识字忧患始”该有很强的共鸣，不过，那时候，打死他也不敢说出来。
一年后，“文革”开始，又二年，我作为知识青年发落到草原上，这回可真懂得“人生识字忧患始”了。
古人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科考，科考是为了当官。谁都知道，八股文是敲门砖，一旦考上，砖也就没用了。要当官，还有许多文章以外的功夫，真正成功的读书人，并不都是书呆子。比如苏轼，书读得好，处理社会事务也很有办法。至少在地方，特别是在杭州，就表现得很有管理才干。
春秋之时，没有科举，孔夫子也知道读书是为了当官，“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而且，出门谋取官职，一定要带上见面礼。孟子解释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带见面礼，就像农夫耕地要带农具一样，不但必要，而且理所当然。你看，孔孟都不是书呆子，也并不清高。
薛宝钗劝贾宝玉不要整天在女孩子堆里混，但也并不劝宝玉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希望他出去和贾雨村之流交往，留心“仕途经济”，也就是熟悉官场的规则和学习处理俗事的方法。皇商家的小姐，见识就是不同。
“人生识字忧患始”其实和“人生识字糊涂始”是相关的。读书读糊涂了，忧患也就开始了。
当代读书人让我尊敬的实在不少，最佩服的还是张中行。此公饱读诗书还不足为奇，难得的是他读书读得活，生活中毫无书呆子气。与学富五车的大儒相处，不卑；与引车卖浆者之流交往，不亢。而且深知“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处世之道。以1957年为例，许多读书人都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是被加了冠，张却早就看穿了所有的把戏，随你怎样引诱，就是不出洞。俗话说：“凡人不开口，神仙难出手”，躲过一次大劫。
现在，世道清平，如我这样的小识字人，虽出无车，但衣食不愁，昨天与朋友相聚，还吃了水煮鱼，可以说，远离了忧患。可是，却躲不开“糊涂”。读书读书，越读越不知道该信什么了。
前半辈子忧患，后半辈子糊涂，我算占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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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糊涂
写上一篇短文时，我想起我已经去世的父亲。
父亲不是文化人。年轻时开汽车，后来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干部。我见过他填写的履历表，“文化水平”一栏填的是“高小毕业”。可是，他读过几年私塾。据他说，念私塾时，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学生。我相信。第一，无论钢笔字还是毛笔字，他都写得规范，甚至也还有些功力，他儿孙辈里无人能比。第二，他古文底子显然不错，业余看的书，主要是《聊斋志异》《青琐高议》《古文观止》这些文言书。第三，到晚年，他还能背诵大段的《论语》和《孟子》，比我这个学中文的强多了。过去，“学文化”就是学习识字和读书。按这个标准，父亲应该算作“有文化”。
父亲对我读的现代小说、散文及诗歌不感兴趣，也很少过问。我只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次，我不记得我正在看的是什么书，他拿过去翻了翻，随手放下，说了一句：“尽信书，不如无书。”我心里一愣，没想到他居然能说出这么深刻的话来。
后来我知道了，这句话出自《孟子》，也是书上来的。不过，孟子说的“书”特指《尚书》，后人引用时，则是泛指了。
读书，是为了“明理”，长“知识”，长“学问”，也就是要明白。要明白，首先要信。“尽信书，不如无书”，麻烦的是你怎么知道哪些书可信，哪些书不可信？据我看，真正读书读明白了的人，是少数。读了几十年书，我最大的明白就是：我是一个越读越糊涂的人。
自然科学好像比较明白。地球是圆的，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可这些知识是近几百年才有的，古时候的人，聪明如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估计也还是认为天圆地方，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由此推断，再过几千年，现在我们认为已经明白的“科学”，在后人看来也还是“糊涂”。现在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还实在太多。中医是不是科学？气功是怎么回事？风水是不是毫无道理？显然还是糊涂。更何况，现在又有了“伪科学”，读了，更是糊涂。
人虽生活在自然中，却又是社会性的动物。单是明白自然科学显然不行。
比如宗教。所有的宗教都认为自己的教义是最好的。信教，必须专一，不然到了紧急时候，是求上帝，还是求佛祖、太上老君，还是求真主？中国人多数不信教，好不好？不知道。不信教，不等于什么都不信，过去信皇帝，后来才知道，没有皇帝人们照样也能活。
昨天看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李大师神气十足地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诸如“五马分尸”“分门别类”之类，到也没什么新鲜，有趣的是：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李敖解释说，“不”应作“后”解。孔老夫子讲“仁”，所以先问伤人没有，但并不是不关心马。他举例：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他解释说，松柏不是后凋，而是不凋，所以，此句中的“后”当作“不”解释。由此可见，在古汉语里，“不”和“后”是通用的。
这让我很有些吃惊。据我所知，古汉语中“不”与“否”通用，作“后”解，则没听说过。连忙翻手边的几种词典，也没有。可是，李大师的说法好像又有些道理。糊涂。
张中行的女儿问他：老北大好，还是新北大好？张说，老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而新北大让人“信”。意思是，信，很容易，但其实糊涂。疑，才能让人明白。
我的问题是：疑，还是不明白。郑板桥言：难得糊涂。叫我看，难得明白，糊涂很容易，而且多数时候，只能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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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法
临到年底，今天（12月30日）排在头条的国际新闻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处决。
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据说，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把这件事拖到下一年，反正伊拉克的局势不能再坏了，先处决了萨达姆，再想办法调整政策。从时间上看，到有些和中国古代的“斩监候”“秋后处决”相似。
看凤凰卫视，据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伊拉克官员透露：萨达姆被处以绞刑，绞刑架是在一间囚室里临时搭建的，高四米五，萨达姆穿桔红色囚服，头上被套上一个只露两眼的黑色头套，押上行刑台后，脖子上套上绞索，脚下活动的木板被抽掉，随着身体下坠，气绝身亡。
电视台记者电话采访了复旦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法学教授。教授饶有兴致地介绍：中东地区自古有绞刑的惯例，但不是这种“抽板式”的，而是“牵索式”的，也就是把人套上绞索后，行刑人拉紧绳索，把人吊起致死。“抽板式”是亚洲的。我疑心，教授一时紧张，把欧洲说成了亚洲。
在中国古代，处决人犯最常用的方法是“大辟”——杀头。从李斯父子被绑到城外，到戊戌六君子押赴菜市口，都是采用此法。罪恶大的，还要把砍下的人头挂在城门上或高杆上，以警示活人。
绞刑也有，恰恰是“牵索式”。这种方法、设备简单得多。在各种机械的设计上，中国人一般不肯太动脑子，能将就就将究，由此可见一斑。绞刑，和杀头比，往往用在罪行稍轻一点的人身上，因为毕竟能落个“全尸”，不至于“身首异处”。
也正因为如此，皇帝为了表示自己的仁慈，对那些有些身份，有过功劳，或其实并不深恶痛绝的人，需要“赐死”时，采用的往往是让他“自缢”——俗称“上吊”——，有时还要赏给工具，黄绫或白绫一条。这些被“赐死”的人，临上吊前，还要磕头谢恩，其中有些人是真心实意地感激涕零。这样的死法，以今天的法学角度来看很有些模糊：属于自杀还是他杀？也许它的妙处正在这模糊之中。如果自杀，属于畏罪；如果处决，则需要经刑法判决。“赐死”之后，畏罪和判决也就都绕开了。皇帝虽要了你的命，却也给足了你面子，临死前理应“谢恩”。
所以，我认为“抽板式”的绞刑肯定不是中国的产物，尤其不可能入官刑。因为它靠犯人的体重勒死，有些像自杀，无法体现官府行刑的主动性，也就无法充分表现官府的权威性。
不过，作为自杀方法之一，上吊在中国的民间颇为流行。日本人嘲笑中国人贪生怕死，不如他们肯自杀。也许，就自杀比例上看，我们不如日本人，但如果从自杀的方式上看，我们则比日本人更加多样化。日本人喜欢“剖腹”，人死得痛苦且不说，五颜六色流的满地，污染环境，不足取。中国古人的自杀方式有投河、跳井、跳崖、自焚、上吊、自刭、服毒、吞金等等。不难看出，见效快、看上去痛苦较少，特别是对条件要求最低的，实在是应属上吊。室外找一棵歪脖树即可；室内，中国式的建筑一般都有房梁，门框窗框也能凑合。也用不着别人帮忙“抽板”，一张板凳，一块石头，踢开就行。所以，远如崇祯皇帝，近如傅雷夫妇，都采用此法。
据叶灵凤介绍，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初，对死刑犯多用绞刑，而且也是“抽板式”，显然，是从英国带来的。英国人最早也用砍头法，改为绞刑，算是进步。可是，也许是太不把中国人当回事儿，他们在香港搭建绞刑台和行刑时，工作实在是草率和马虎。有时候，底板刚抽掉，人犯没吊死，台子就稀里哗啦塌掉了。有时候，台子虽没倒塌，人犯却用两手抓住绞索，玩起了“引体向上”。据说，一次处决未果，就要改日行刑，此人又可多活几日。有一次，要被处决的是一名海盗，此人身手十分敏捷，底板刚被抽掉，立刻双手抓住了索套。可也就在同时，裤子掉了，海盗下意识地松开双手去提裤子，气绝身亡。
在中国，共和以后，砍头虽还有，法定的死刑一般都改为枪决。阿Q当初在城里看处决革命党，是砍头，回到未庄，大讲“嚓……好看，好看！”轮到他自己被绑赴法场，改成了枪毙，未庄人看完，一致的评价是：枪毙不如砍头好看。每读这些文字，脊背上就有些发凉，进而对“相信群众”这句话有些怀疑。
复旦的法学教授还说，绞刑太“残忍”。原因是人虽“气绝”，大脑并未死亡，意识还会存在一段时间，故而很痛苦。现在西方从人道出发，死刑多采用电椅或注射氰化物。
这又让我很意外，看来，中国人在“死法”上也吃了不重视科学的亏。也许，第一个上吊的人就知道，意识尚存的那一刻，脑子里闪过一句话：“此法甚苦，不可学！”只是说不出来，后人也就无法知道，稀里糊涂地跟了上去。
人总是要死的，一般说来，人不会对几十年、十几年之后才会降临的死亡有太多的恐怖。应该说，死亡的时间越临近，人的恐怖程度越高，这种对将要死去的恐怖甚至超过了对死亡本身的恐怖。癌症并不是置人于死的最重要的疾病，发病致死的百分比，不但远远低于心血管疾病，甚至低于感冒。在世界上，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也远不如车祸。癌症的可怕在于它宣布死神已不可阻挡地快速向你走来，也许几天，也许几个月，一两年。据说，相当数量的癌症患者是被自己吓死的。
中国古人早已明白，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等待死亡，是“求死不得”。所以，历朝历代最重的刑罚并不是杀头，而是想方设法延长死亡时间、增加死亡前的痛苦，如剥皮、抽筋、炮烙、滚钉板、千刀万剐之类。
武则天时代的周兴、来俊臣是个中高手，“请君入瓮”的典故读过两天书的人都知道。据说，当时有的大臣随身带有砒霜，一旦周兴、来俊臣来抓人，立刻服毒自杀，省得受罪。
莫言写有一本《檀香刑》，大约是世界文学中关于死刑描述最详尽的一部小说。作为文学，当然什么都可以写，可是莫言写得津津有味，颇有鉴赏之意，就让人有些意外了。
人，在“死法”上用多了心思，在“活法”上就会缺少更多的思索。
我相信，总有一天，全人类都会取消死刑，而且会心平气和地接受所谓“安乐死”。那时候，人们反而会有更多样、更精彩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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