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
《红楼梦》第二回写道，贾雨村丢了官，到林如海家做了家庭教师，一日闲来无事，到郊外闲逛：
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茂林深竹之处，隐隐的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门前有额，题着“智通寺”三字，门前又有一副破旧的对联，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雨村见了，因想到：“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我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到不曾见过这儿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的亦未可知，何不进去试试。”
所谓“智通”，就是聪明的意思。什么样的人是聪明人？对联说得明白：身后有余，就知道缩手；眼前有路，就知道回头。贾雨村认为对联是“翻过筋斗”的人所写，是按常理推测。此公毕竟是个俗人，也难怪进了“智通寺”一无所获，出了庙门，又钻进名利场。
世上的聪明人多为女人。
记得在电视里看到，杨澜说，她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只分为两种：健康的人和病人。这话要是出自一个病人之口，不奇怪；一个健康人说，就是聪明。
换个角度，我以为世上的人可分为三种：
笨蛋。头撞南墙不回头。
常人。撞了南墙，知道回头。
聪明人。一路走来，轻松而清醒，凡是别人撞破头的地方，不管是南墙还是北墙，绝不再去撞。这样的人，一生都会很顺。我说的“顺”，不是“顺利”的“顺”，而是“风调雨顺”的“顺”。
我这个人，偶尔有点儿聪明，多数时候是常人，关键时候，属于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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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的随想
在学校上地理课时，老师说地球的表面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水。地球，更像是一个水球。看地球仪，信然。看着看着，突然心中对老祖宗产生了无名的敬畏。中国是个大陆国家，上古的哲人居然猜测，大地是驮在乌龟背上的，乌龟是浮在海里的。真不可思议！
可是，陆地分为大陆和岛屿，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当时没有问。现在想起来，就查一查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吧。“大陆：广大的陆地。”“岛：海洋里被水环绕面积比大陆小的陆地。也指湖里、江河里被水环绕的陆地。”等于说，比岛大，就是大陆；比大陆小，就是岛。多大算大？多小算小？典型的中国式模糊思维。也许这是约定俗成，比澳洲（包括澳洲）大，就是大陆；比澳洲小，就是岛。
对于中国人，岛是神秘的。从秦代起，至少有一千多年，中国人相信在东方的大海里有一座仙山，找到了，就能讨到长生不老药。《聊斋志异》里有一篇《仙人岛》，岛上四季如春，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岛上的仙人不仅法力无边，而且容貌美丽，文才出众。佛教来自西域，中国人偏偏相信大慈大悲的观世音住在一座叫普陀的海岛上。
对于中国人，岛也是恐怖的。《山海经》所记恶魔怪兽多居海上。《聊斋》中写的“夜叉国”就是在一座海岛上。
岛国之人也确实不同寻常。住在西方岛上的英吉利人，曾几乎统治了全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住在东方岛上的日本人，自明朝起就是中国人的灾星，到了近现代，不但占领大半个中国八年之久，而且还能腾出手来向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发起攻击。打败了，没过几十年，又成为世界强国。到现在，还梗着脖子不服气。
关于岛，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大概是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写岛，还得是岛国的人。比起蒲松龄，人家可就写的实在多了，虽然也还是小说。
不过，关于岛，引起我长久思索的是这样一段记述：
世界著名航海家托马斯·库克船长曾在他的日记里记下这样一次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奇遇：一次，当他率领船队航行到大西洋中央时，浩瀚无垠的海面上空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鸟群，数以万计的海鸟在天空中久久盘旋，并不断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叫。更奇怪的是，许多鸟在耗尽全部体力后，义无反顾地投入茫茫的大海，海面上不断激起阵阵浪花……
原来，这里很久以前是一个小岛，是全世界候鸟迁徙的落脚点，一个大海中的安全岛。后来，在一次地震中小岛沉入大海，消失了。可是千百年来，在惯性或“遗传密码”的驱使下，候鸟们还是希望在这里落脚，希望小岛重新出现。
这真令我震惊。这样的悲剧延续了多久？现在是不是还在延续？
其实，在人的生命旅途中也有这样的“岛”。因人而异，它也许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但更多的是一种信念。当发现这种信念变得模糊，或者发现它不过是海市蜃楼时，有的人还坚守着它，甚至以生命去殉它；有的人在它的上空盘旋，不知所措地悲鸣；不过，总还有人会离开它，继续向前飞，去寻找新的“岛”。
心中一动，想起鲁迅的《过客》。
过客不相信任何一座“岛”是自己可以休息和停步的地方，无论它存在还是已经沉没。他只确信，最终的落脚点是“坟”。他的信念就是“飞”——向前走，永远。他倒下了，还保持着向前迈步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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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和家事
在汉语里，“国家”“家国”都是“国”的意思，“家”是粘上去的。大概所有的人都听过“舍小家为大家”之类的口号。“大家”一词是指“国家”，不过在现代汉语里，一般要解释为“我们所有人”或“你们所有人”。这里隐含着“一家人”的意思，这个家，当然是国家。虽然，说话的人并没有这么想。
明末东林党人有一幅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群人关心的是“国事”，“家事”是为了作对子习惯性地拉来做陪伴的，不然也用不着冒着杀头的危险结党、结社。
抗美援朝时，我已经懂事，天天听到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想这口号强调的也是家与国利益的一致性。
总之，在中国人看来，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大小不同而已。
这样的观念好不好？我不敢说。可是翻翻历史，当国事和家事纠缠在一起时往往会惹出很多麻烦，甚至灾难。
把国当成家，对皇帝是理所当然的。他是天子，其余人都是他的子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在鲁迅的《采薇》里，“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以为躲到山里吃野菜就与天子彻底断绝了关系，遭到一个丫头的当头棒喝。在皇帝看来，国事就是家事，既然是家事，当然是他做家长的说了算，管好了，管坏了，别人都无权干涉。
可是，皇帝还有老婆——虽然比较多，儿女——有的很多，有的少，少数也有没有的。也就是说，皇帝也有自己的小家。外国人叫“第一家庭”，中国好像没有这一说。由于“国就是家”，于是“家就是国”，皇帝的家事也就成了国事。
既然是国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臣和士人们也就认为不能不管。特别是诸如立太子、废太子，立皇后、废皇后这样的事，管的就更坚决、更热心。而到这个时候，皇帝却往往认为这是自己的家事，臣子们不该管。
翻一翻“二十五史”，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事都是由皇帝的家事引发的，数不清的名臣大儒都因为管皇帝的家事降职、丢官、杀头，甚至灭族。
最著名的一件发生在明初。朱棣兴兵打进南京，侄子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命方孝孺写劝进表。其实谁当皇帝都姓朱，是人家的家事。方孝儒宁死不从，结果被灭了十族，连累上千人掉了脑袋。朱棣凶残至极，方孝儒也迂腐得可以。
比较起来，唐太宗和魏征就通达得多。李世民发动兵变，诛兄弑弟，逼李渊让位当上皇帝。魏征本是太子建成府中的官员，李世民照样予以重用，魏征也没有死抱着愚忠，对唐太宗尽心尽力。这两个人都把国事和家事分开来处理了。不过，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往前数，还有管仲与齐桓公的故事。
其实，皇帝的家事有时并不关系到皇位的继承和权力的分配，大臣们照样要拼命去管。我读罗宗强《明末士人心态研究》，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大礼议”的论述。
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死，无嗣。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与众大臣议定，请已死的兴献王世子朱厚璁进京继帝位——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兴献王朱祐杬是武宗父亲孝宗的弟弟。嘉靖也就是武宗正德帝的堂弟。
大臣们没想到，这位十五岁的小皇帝一上台就表现出少有的执拗和有主见，非常难缠。他宣布自己是“继统不继嗣”，要封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考”。以杨廷和及吏部尚书毛澄为首的多数大臣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按照“礼法”，武宗死了，你嘉靖继的实际是你伯父孝宗的位，等于过继过来当太子，皇考只能是孝宗。你的父亲实际已变成了你的叔叔。嘉靖不接受。大臣们也不让步，甚至闹到上百名官员在宫门外跪哭。嘉靖大怒，把一百三十四名五品以下的官员入狱拷讯。第二天，一百八十多人受到廷杖，因杖而死十六人。
这件事起起伏伏延续了四年，最终嘉靖获胜。四年间，许多大臣因此事辞官或被贬。事情的余波延续了近二十年。说到影响，因此事，嘉靖直到咽气，与朝臣们的关系都非常紧张，不仅大权独揽，而且不理朝政，简直就是由着性子胡来，许多时候，明知是对的，他也反对，明知是错的，他也坚持。大臣们分为针锋相对的两派，互相攻击、排挤，没完没了，也为以后无休止的党派之争埋下了祸根。
其实，“大礼议”争的不过是死人的名号，纯粹是人家皇帝的家事。
这样的记载真让人感到沉重而乏味。不过，也有挺好玩儿的。
宋仁宗宠爱尚美人，“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郭皇后“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皇帝大怒，宣布废后。右司谏范仲淹带头，全体台阁臣都“极论其不可”，结果黜责了范仲淹。
小老婆当着老公的面不尊重大老婆，大老婆上去就搧大嘴巴，老公上前保护，脖子上挨了一下。这和我们想象的皇宫实在不一样。就是荣国府里，王夫人责罚赵姨娘，大概也是不会自己动手的。
在北宋历史上，宋仁宗还是个不错的皇帝，大约脾气也好，不然后宫也不会闹得像乡下财主家一样。想想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为此事义正词严地争辩的样子，也挺有意思。
现在皇帝没有了，应该是把家事和国事分开来的时候了。也许还有些人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择偶，结婚，离婚，还需要组织考察和批准，那毕竟还是特例。可是，作为一种意识，家国不分，并未消失。所有的人，都会说关心国家大事，甚至“舍小家为大家”，办起事来，却很可能是舍大家为小家。那些贪官污吏，贪污受贿，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也还是把国事当家事来办了。
如我等老百姓，还是把国事和家事分开来好。第一，危害国家、于大家不利的事不去做。第二，管好自己的小家，这毕竟是自己落脚存身的窝。每个人的小家都好了，国家自然也不会差。虽然这最后一句有些像唱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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