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和草原上的驴
王小波有一篇杂文，叫《智慧与国学》，我印象很深。
不过，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篇杂文刻薄而决绝的对所谓“国学”的批判态度，却是文章的开篇：
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古插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于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
王小波在云南插过队，据他自己说，“我喂过猪，也放过牛。”见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但他没说放过马。在山东也插过队，据说，这个四十多户的小山村，曾经有一百多头驴，可是等王小波去的时候，人口发展到一百多户，驴却一头都没有了，过去驴干的活，现在全靠人来干，见杂文《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后来，他到街道工厂当工人，上大学，留洋，教大学，经历丰富，不过都在城里，与畜牧业无关。所以我估计，关于马和驴的知识是他学问体系中的盲点，不然，以他的智商，应该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讲这个故事的朋友叫刘晓阳，是王小波大学时的同学。王小波死后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地久天长》，一开始就说明这个“草原上绝不能有驴”的故事，是他讲给王小波的。可是他没有说，这件事是他听说的，还是亲眼所见。
我在草原上插过队，自以为有资格对这个故事提出质疑。自然，我没有调查过驴在草原上的分布情况，我不敢保证，在内蒙古草原上，有些地区没有驴。但可以证明：第一，我插队的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是有驴的。第二，在草原上驴和马完全可以和平相处，不会发生“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的事情。
毛驴的生物学历史我不清楚，但确实知道此物在农业区比较常见。在草原上，驴和马相比，也确实“不足挂齿”，进不了牧民养殖的主要物种。可是，驴和马交配，可以生下骡子。骡子是好东西，此物虽不会繁殖，却身高体壮，耐力强，寿命长，食量小，干拉车、驮重物这些力气活，比马和驴都要强。在计划经济的当年，一头骡子的价钱，相当于一匹马的两到三倍。
骡子的智商似乎也高于马。没有接触过但是喜欢马的人很不少，可多数人都不知道，在人类驯化的家畜里，马是保留了较多野性的一种。马易“惊”，惊了是很容易闯祸伤人的——六十年代，解放军里出过不止一位因为马惊而牺牲的英雄——而骡子则很少惊。过去战场上常用骡子驮炮，不仅因为它力气大，关键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骡子要比战马更镇定，更服从指挥。骡子的这些优点，显然是由驴的基因继承来的。
《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进了贾府后，见过贾母等一干人，就随邢夫人去见贾赦：
出了垂花门，早有众小厮们拉过一辆翠幄青车，邢夫人携了黛玉，坐在上面，众婆子们放下车帘，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方驾上驯骡，亦出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国府正门，便入一黑油大门中，至仪门前方下来。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人先坐进车里，然后再套车，牲口必须非常配合；车上坐着夫人小姐穿门入院，丝毫不担心安全，可见“驯骡”之驯。第四十八回还写到，薛蟠挨了柳湘莲的揍，为躲羞要出门做生意，薛家的准备是“主仆一共六人，雇了三辆大车，单拉行李使物，又雇了四个长行骡子。薛蟠自骑一匹家内养的铁青大走骡，外备一匹坐马”。薛蟠这样的公子哥，平时出门只会骑马，骑驴骑骡都有失身份。可是出远门，他也知道，骑骡子既耐久又安全。这就好像今天的有钱人和有权人，在城里活动，坐宝马或者奔驰，出门旅游或者下乡考察，就会改坐越野车。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走骡”，并不是说“会走的骡子”，而是经过特殊训练，走起来步子又快又稳的骡子。草原上有“走马”，训练走马的过程称为“压”，“压走马”是一件既耗时又费力的技术活儿，牧民里能干的也不多。走马、走骡都适合走长路。
另外，草原上还有“走驼”，甚少，冬天骑着走长路，不仅快而稳，前后心有驼峰护着，暖和，相当于现在小汽车里的空调。“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词》）我疑心“明驼”就是走驼。木兰回家可能是冬季，换战马为走驼，又快又舒服，这丫头不傻。
至于“走狗”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狡兔死，走狗烹。”当时的“走”作“跑”解，其实是指奔跑很快的猎犬，与左联作家骂梁实秋的意思不同。
用公马和草驴繁殖出的骡子，叫做“驴骡”，驴骡身高和马差不多。母马和叫驴繁殖的骡子是“马骡”，这种骡子身材比马高大，自然，也比驴骡值钱。可是，在农村，驴骡要比马骡常见，原因是养草驴比养母马成本低。在草原上，驴骡则很少见。
我插队的大队有一头大叫驴，是专为配种繁殖骡子从农村用四头牛换来的。在驴族里，这家伙就算得上是个庞然大物，身量和马差不多高，由于有专人饲养，常年有饲料吃，春天发情期还可享受鸡蛋、红糖等滋补品，所以一年到头都是精神抖擞的，经常引吭高歌。每年，因它配种，大队可收获五六头小骡驹子，是搞创收的功臣。我记得当时的社员大会通过一个决议：就算有一天这头驴年老体衰无法再配种，也不杀、不卖，由大队养到老。
就是这样的一头驴，当它外出闲逛时，也绝不敢靠近马群，不敢和儿马子去叫板，更不要说是认表亲了。有时，这家伙在井台上饮水时，会和单个的骟马争斗，偶尔会占上风。
除了这头大叫驴，个别牧民也有养驴的，主要供老人和孩子套车用，安全。家里有一辆驴车，在草原上实在是极方便的事，就像今天的农民有一辆小面包车。
我估计，刘晓阳关于马群被驴吓“炸”的故事，是受了柳宗元《黔之驴》的影响，实在是低估了蒙古马的胆量和适应能力。
和欧洲以及中亚地区“汗血马”之类的优良品种比，蒙古马有许多劣势，比如身材比较矮小，短距离速度不够快，无论是奥运会上的“盛装舞步”、障碍赛、越野赛，还是香港、澳门的博彩业赛马，都不会选它，可是它易于粗放，非常吃苦，脾气也最暴烈。
当年，大队从新疆买进一匹中亚种公马，想改良当地马的品种。此马浑身油亮乌黑，比当地马高出足有一尺，可是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上，根本不能“安家立业”，很快就被本地儿马连踢带咬落荒而逃，丢光了牧民专门给它赶来的母马。这是典型的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最后没办法，只能骟掉去拉车，由皇帝沦落为奴隶。
据牧民们讲，当汽车第一次开进草原时，听见马达声，马群立刻惊恐地逃向远方。可是没有几次，也就不再惊怕，当汽车从离马群不算太近的地方经过，除儿马警惕地仰起头来，多数的马继续低头吃草，毫不在意。按说，在马的眼睛里，汽车应该比驴更像“魔鬼”。
王小波写杂文引用一个未必确切的故事也是兴之所至，他的目的是说，对于所谓国学，西方的民主、科学，就像闯进马群的驴子。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好，等想好了再说。
我想说的是，王小波这头驴闯进了一片叫“中国文坛”的草原，他无意和这里的马群认表亲，而马群也没有表示欢迎；当他用银子一般的嗓音引吭高歌时，连三国时的曹丕都听到了，马群却装作没听见，继续低着头吃草。
鲁迅见了，一定会说这些马的脸上有一股子“创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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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夫、卖牛肉的及其他
在朋友的博客上重新读到这个很多人都熟悉的故事：
在一个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的下午，一位富翁到海边度假。他决定拍摄一些海上的景色，于是咔嚓咔嚓地拍了起来。拍摄声吵醒了一位正在睡觉的渔夫，渔夫抱怨富翁破坏了他的好觉。富翁说，今天天气这么好，正是捕鱼的好天气，你怎么在这睡大觉呢？渔夫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捕20斤鱼，平时要撒网5次，今天天气好，我只撒网2次，任务全部完成了，所以没事睡睡午觉。
富翁说：“那你为什么不趁机多撒几次网，捕更多的鱼呢？”
“那又有什么用呢？”渔夫不解地问。
富翁得意地说：“那样你可以在不久的将来买一艘大船。”“那又怎样呢？”
“你可以雇人到深海去捕更多的鱼。”
“然后呢？”
“你可以办一个鱼加工厂。”
“然后呢？”
“你可以买更多的船，捕更多的鱼，把加工后的鱼卖到世界各地。”
“然后呢？”
“那你就可以做大老板，再也不用捕鱼了。”
“那我干什么呢？”
“你就可以在沙滩上晒晒太阳，睡睡觉了。”
渔夫说：“那我现在不就在睡觉晒太阳吗？”
这确实是个好故事。这个故事最早的出处好像是德国作家伯尔的一个短篇小说。（因手边无书，无法核对。据说，王小波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只授对了两个人：罗素和伯尔。）不过，喜欢这个故事的人大约多数不会关心它的出处，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中国故事。
扯远了，还是回到渔夫的故事。在生活中，当然有渔夫。我想起我父亲生前讲给我的一个故事：
解放前，在西安，有一对老夫妇，无儿无女，靠卖酱牛肉为生。老两口做的酱牛肉实在是好，很受欢迎。可是你想吃，就必须早去，因为他们只卖一定的数量。（不记得多少斤了，姑且算作二十斤吧。）早八点开门，老翁切肉，老妇收钱，并无帮工。二十斤酱牛肉，不到十一点就卖完了，接着就大门紧闭。天天如此。下午他们干什么呢？有好事者隔着窗户探看，原来老两口一边品茶一边下围棋。神情平和而庄严，俨然是神仙中人物。天天如此。晚饭后，自有人把一定数量的上好生牛肉送来，老两口开始用自家秘不外传的配方慢慢烹制，直到深夜。天天如此。
这老两口后来怎样？我父亲没有说，估计他也不知道。
我胡思乱想：如果在今天，情况将会怎样呢？我想老两口要做的首先是赶紧到商标局注册“老两口酱牛肉”商标，然后成立公司。老翁做董事长，老妇做总经理。然后是招聘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销售人员，扩大生产，迅速占领西安市场。接下来是请贾平凹等名人题字，扩大影响，在全国开若干家分店或连锁店。就像“西安贾三灌汤包子”那样。同时要做好和别的“老两口”公司打官司的准备，就像前些年的“老干妈”那样。当然，他们也就没有时间下围棋了。如果不按我说的办，还是每天只卖二十斤酱牛肉，用不了几天，满大街就会挂起“老两口”“老老两口”“真老两口”甚至“小两口”的招牌，让人们一提起“两口”就头晕，就不想吃牛肉。结果是那老两口每天连五斤酱牛肉都卖不出去，只好关张。他们每天都可以下围棋了，可是肚子饿了怎么办？除非他们有退休金。
我现在每天都急不可待地掰着手指头算，到退休还有多少天。因为我早已掰着指头算过我的退休金。我知道，它是我躺在沙滩上睡觉晒太阳的保证，就像渔夫的那二十斤鱼。
又扯远了，还是回到渔夫的故事。这真是个好故事。好就好在结尾。躺着的渔夫只一句话就把富翁的逻辑和身份的高傲以及教训人的腔调全都颠覆了。让站着的富翁一下子变得很渺小。这种手法有一点儿像日本“小小说”作家星新一的侦探小说和中国的单口相声，结尾处打开谜底或抖响“包袱”，读者恍然大悟，听众哄堂大笑。
不过，伯尔毕竟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严肃作家。这个故事比星新一的小说和中国的单口相声要深刻得多。
富翁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玩儿点深沉地说，出在对人生的理解。人生是一个过程，它没有终极意义，因此，终极目标也没有意义，或者并不重要。一定要找意义，意义就在过程中：活着的每一天。
可是，渔夫的逻辑就无懈可击吗？人生既然是个过程，那么每一天也就不是孤立的，都是以往岁月的延续。往日如烟，可毕竟以记忆留存、情感积淀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让你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同样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今天的渔夫已不是昨天的渔夫。比如，写这篇小短文，对别人并无意义，对我的意义就如同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可是，如果不是昨天打开朋友的博客，也就不会有这些感触。昨天对我是有意义的，是活的，更是连着许多“昨天”，这些“昨天”让我今天的沙滩更柔软，太阳更温暖。
当然，今天会过去，明天也会过去，不知哪一天死神会不约而至。一切的昨天都将变为“空”。可是我觉得，“死”是另一个世界，是活人无法了解的世界。无论多么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在以活人的逻辑来解释死亡。因此，对“死亡”的理解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哲学难题，而且永远没有最后的答案。有的人大难不死，宣布说：“我是死过一回的人。”其实他们只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并没有死。死亡，对任何人都只有一次，死亡是无法体验的。
长江万里，最终要进入大海；进入大海，也就不是长江了。这个长江“死”了，流来的是下一个长江。可是，如果没有下雪山、出三峡、过荆楚，也就没有长江。
人生如水，不舍昼夜，每天欣赏着沿岸的风光，品味着流淌的滋味，就是“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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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与“好玩儿”
面对一个小姑娘，你说，你真可爱！
如果你面前站的是一位成年女性，你还能这样说吗?好像不能。
不管心里是不是接受这样的评价，也许她更希望得到的赞誉是：你真漂亮！你真年轻！你真能干！
可是，就有这样的女性，她很美丽或者说不上美丽；她看上去很年轻或者并不年轻；她很能干或者说不上多能干。你最想对她说的是：你真可爱！
这样的女人是女人中的精品，是生命最美丽的花朵。
一部二十四史，基本是男人的世界，能够青史留名的女人又有几个？屈指算来，这不多的女人们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女政治家。男人世界里的女强人，抓住上天给自己的机会，不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且颠倒乾坤，掌握了所有男人们的命运。顶尖儿的三位是吕雉、武则天、慈禧。不管历史学家们怎样评价她们，怎样做翻案文章，你能说她们中的哪一位可爱吗？“如果生活在古代，你愿意选择哪个朝代？”不管哪朝哪代，我首先要避开这三位。曾经和一位相似的人物生活在一个时代，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
美女。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细细一想，她们实际也是些政治人物。美丽因政治而留存，也因政治而失去香与色，不过是攥在男人手心儿里的花朵，说不定到头来反要担起“亡国祸水”的恶名。这样的女人，也许可怜，有的也许可敬，但总当不起“可爱”二字。美丽如穿过山林的风，照过江河的月，毕竟无法长久。当年倾城倾国沉鱼落雁，转瞬间朝如青丝暮成雪，菱花镜留不住一颦一笑。女人无法因美丽而永生。
烈女。不说也罢，五四时期鲁迅就说过，有兴趣，读一下他的《我之节烈观》。也可以读一下《明史烈女传》。如果有人说烈女可爱，那就让他先去当烈士，然后让他家里的女人去当烈女。没有这样的决心，就闭上嘴。
才女。“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句话关上了多少智慧的大门！有数的几个才女，只不过是门缝里漏出的几缕光芒，可就是这几缕光芒，也足以让人晕眩。最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李清照。唐诗已把男人的诗情释放殆尽，曲子词本该让女人独领风骚。柳三变虽唱遍了有井水的地方，大男人毕竟沾染了一身的脂粉气；苏东坡谈笑间拓开词坛一片新天地，可豪放毕竟不是词体的正格。这小女子只一曲声声慢，就把无数才女们心中的孤独、寂寞、企盼、没着没落，彻底唱完，“怎一个愁字了得！” 一代文豪，千古风流。读罢《〈金石录〉后序》，一声叹息，“可爱”并不对题。
那么，就把目光投向现代罢。可歌的，可泣的，可敬的，可怜的，可惜的，可恨的……当然也有可爱的，不过你告诉我，她是谁？
我看见一个身影，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
二月，我在寒风里参观了她的故居，渐渐地发现了她的可爱。对这个女性的政治生涯，我多少还知道一些。接近她具体的生活环境，还是第一次，但这种接近要比无数的文字更亲切，也更真实。我觉得，在我所知道的所有政治家里，她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政治扭曲了自己的天性的人。她美丽，美丽到了质朴；她端庄，端庄到了自然。她身上的贵族气质，没有宝石的炫目光彩，却有着美玉般的温润和纯净。我端详着一张张的照片，在任何场合，她都是端庄而自然，宁静而大方；温和、慈祥，但绝无一丝一毫的做作。只有两张照片里，她阳光般地笑了，一张，她怀里抱着一个中国婴儿，另一张，她面对着一个印度小女孩儿。她画的贺年片，那绝对是儿童画的风格和水平。她做的挂在圣诞树上的小玩艺儿，放在幼儿园孩子们的手工作品里，你辨别不出来。
她可爱，因为她有一颗孩子般的童心。
可爱的第一要素，就是纯真，孩子般的纯真，拒绝一切阴谋、权术、邪恶的纯真。
可爱的第二要素是聪明。中国人真会造字。所谓聪明，就是耳聪目明，听得清楚，看得明白。
纯真，让自己变得透明；聪明，让世界变得透明。
纯真而聪明，这样的女性才当得起“可爱”。可爱的女人，能不美丽吗？
男人呢？男人自然也应该可爱。可男人应该有另一个境界：好玩儿。
凤凰卫视有一个栏目，叫《名人面对面》：
2002年，许戈辉采访了一批七八十岁乃至九十岁的老人，有吴文俊、黄昆、吴阶平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德高望重的泰斗级人物。“但是和他们接触，你会发现扑面而来的只有真诚、质朴，甚至淘气的天真。”
——《许戈辉与〈名人面对面〉》
其实，这些人也就是活到了“好玩儿”的境界。
谢冕说，他对自己的晚年有两个希望：第一，身体健康；第二，年轻人和他接触时，会说：“这老头儿，真好玩儿！”
几千年来，中国的男人活得太累，太难，很难活出好玩儿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屈指算来，好玩的真是稀少。
第一个应数庄子。你想想，这个老头儿迷迷糊糊地醒来，问你他究竟是蝴蝶变的，还是变成了蝴蝶？是不是很好玩儿？你想想，他一脸坏笑，和惠子争辩自己知不知道鱼的快乐，是不是很好玩儿？鱼不一定快乐，这老头当时一定很快乐！你再想一想，他死了老婆，拿着个破陶盆一边敲，一边哭，一边唱，是不是很好玩？
细读《论语》，你会发现，孔子有时候也还是挺好玩的。可是到了孟子，就开始一脸严肃一本正经了。再到荀子，到韩非，一脸杀气。等到了董仲舒，则正经到有些像个妖道了。汉以后的儒家文化，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活不出好玩儿了。
再数，也就只有苏轼了。其实也就是庄子一脉的余波。
1983年夏天，我在烟台听唐弢讲课，他说到晚年的鲁迅在和青年们在一起时，不但不是“横眉冷对”，甚至也不止于和蔼可亲，而是有些顽皮，有些“好玩儿”。
提到现代好玩儿的老头儿，人们常会想起黄永玉。其实黄的好玩儿更多是“顽皮”，而启功的好玩儿则更多一些真诚与天真。
我觉得，最好玩儿的老头儿应该是汪曾祺。
女人的最高境界是可爱；男人的最高境界是好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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