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傲慢
这几天，“青歌赛”是不少人关注的中心。那天刚到单位，一位同事很郑重地告诉我：“昨天晚上余秋雨砸锅了，念错一个字，好几千观众炮轰他，让他公开道歉，承认错误。”
前一天的电视直播我没有看。找来报纸一看，原来余秋雨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乐”字读作“Lè”，而没有按照古音读作“Yuè”，不觉哑然。且不说读作“Lè”并不算错，就是错了，也是小事一件，犯得上几千人“炮轰”，还要求“公开道歉”？不过，此事倒引起我的一些思索。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长，文化积淀深厚。这样的积淀当然是一种财富和骄傲。可是，有些时候也会成为一种负担。
文化的传承主要由文字来承担。汉字难学难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的中国人是没有学习和掌握汉字的机会的，文字和“文化”几乎是同义语；学文化，就是学习汉字。久而久之，汉字被神圣化和神秘化了。传说仓颉造字时，“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汉字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走向规范和简化，另一方面还是有人偏偏要把它复杂化和艰深化。那些早已死亡的异体字和生僻字，就成为某些人炫耀博学的资本。你只要翻一翻汉大赋就会知道，就是很著名的《七发》，你也会疑心，那么多的生僻字，究竟是表情达意的需要，还是炫耀，是诚心让人看不懂？甚至宣传“文以载道”的韩愈，写起诗来都由不住想卖弄一下自己在文字方面的博学，结果，他在诗坛的地位远不如他的散文在文坛的地位高。（有意思的是，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蒲松龄这样一些真正的大文学家的作品中，恰恰乖僻字很少）其实，这样的“博学”已不是让“知识”为己所用，而是让自己做了“知识”的奴隶。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知道“回”字有四样写法，可惜这样的知识于己于人都毫无用处，连碗黄酒都换不来。在咸亨酒店，可笑又可怜的是会写四种“回”字的孔乙己，而不是别人。
古文字流传到今天，有些已经死了，死在古籍里；活着的，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字，对多数人来说，就是最常用的简化字。遇到生僻字，查字典就是了。
前几天到通州漷县镇去，第一次见到“漷”字，一打听才知道读“Huǒ”,这个字只会在这个地名中出现，不到这个地方，或与这个地方无关的人，完全用不着先认识它，只要别遇到了想当然地读“Guō”就行。认识了，也算不上博学。
繁体字，算不上难学，除了需要读古文献的人和书法家，也就用不着学。至于甲骨文、钟鼎文、篆书，当然需要有人辨认和研究，那更是少数专家的事。谁有兴趣学，当然好，不认识，实在和“文化素质”无关。据说，季羡林研究的吐火罗文，全世界现在只有三十多人认识，我看，有这三十多人也就足够了。
不认识的生僻字，遇到了可以查字典，古今异音就比较麻烦，因为我们往往不知道它还有个古音，不会去查字典。就是今天，不同的方言还会让人无法交流，谁又能知道几千年前的古人说话是什么腔调？谁敢站出来说，我能用孔子的语音来读《论语》，哪怕是其中一小段？但我敢断定，用今天的山东话来读，肯定不行。有些古今异音，知道了，有些好处。比如“兮”字，有学者考证出古代读“啊”的音。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两千多年前的楚国人在抒情时也是发出“啊”这样很自然的感叹声音。可是我们今天朗读《楚辞》，也还没必要一定要把“兮”读成“啊”的音。
我以为，只有把字读作今天的音会影响对文字的理解时，才有必要读古音。例如，陆游有一首很著名的《卜算子》词：“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其中“更著风和雨”一句，“著”读“Zhuó”，是“着”的通假字，“加上”的意思。这应该知道，不然就读不懂这一句。“雨”古音读“Rǔ”，知道了更好，因为押韵，不知道也无所谓。再如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斜”古音读“Xiǎ”，押韵，知道了，当然好，不知道，也不影响理解和欣赏。把“叶（Yē）公好龙”读作“叶（Shé）公好龙”，除了制造麻烦，实在没有必要。
由认字，可以推想其他文化的学习和继承。社会在前进，人类在进步，新的知识不断出现，需要我们学习和掌握，对已有的知识，就不可能不作出选择，或继承，或扬弃。我以为，标准是：这种文化是让人生活得更方便、更轻松、更高尚，更幸福、更明白，还是让人活得更麻烦、更沉重，更猥瑣、更痛苦、更糊涂？
突然想起我母亲的一件事。
这是发生在整整五十年前的事。那时，我家住在内蒙古的集宁市。暑假，母亲带着九岁的妹妹和五岁的弟弟回徐州老家探亲，回来时，在北京站换车。
当时的北京站还在前门。母亲不识字，到了站台上，不知道两边哪一列车是开往内蒙古的。看到一个四十岁上下戴眼镜的妇女，就过去问：
“同志，我去集宁，在哪儿上车？”
那女人仰着脸，看也不看母亲一眼，砖头一样地扔过一句话：“车上写着，你不会看？”
母亲不高兴地说：“我要是认字还问你？”
听到争吵，旁边有一个带孩子的和母亲年纪相仿的妇女，走过来很亲热地问：“你是到内蒙古的？”和母亲聊了起来，越聊越近，最后问到我父亲的名字，高兴地说：“原来是大王的家属，咱们正好一路！”于是帮着母亲上车。一路上对母亲和弟弟妹妹很照顾。
真是巧，原来这位妇女名叫甘林，丈夫姓陈，是一位工程师，和父亲在一个单位。那位戴眼镜的妇女，是她的姐姐。这次，甘阿姨带着两个孩子回上海探亲，顺便把这位有文化的姐姐带到内蒙古来找工作。
母亲没文化，但是个很有自尊的人，她说，在车上，没和那女人说一句话。母亲说：“她瞧不起人！”
有意思的是，一年以后，我家和陈家一起搬到包头，成为相距只有几十米的邻居。甘阿姨在车站工作，与母亲来往虽不多，但几十年来见了面都亲亲热热。
甘阿姨的第二个儿子是我上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那位出身上海小资本家家庭的念过书的妇女居然到铁中当了生物老师，每天还是一幅蔑视一切高不可攀的冷面孔。幸运的是，没给我讲过课。偶尔提到她，母亲还难消心中的隐痛：“她瞧不起人！”
现在不识字的人不多了，识字人一般也不会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可是，因为知道某种知识，就以为有了瞧不起别人的资本的人，是不是还有呢？母亲的事告诉我，永远也不要因为自己懂得某些知识就瞧不起人，哪怕这些知识很重要，何况有些知识并不重要。
任何知识都不能成为傲慢的资本。何况，真正有知识的人，大多也不傲慢。
还想说明的是，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的知识越来越专业化。“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越来越少。作为个体，你的专业知识自然应该得到尊重，也许你有资格“傲慢”，但专业之外，还是要保持谦卑。一位空气动力学家，关于发射导弹，甚至相关物理理论，你是专家和权威，但是对农业和生理学信口开河，则就不够谨慎了。你的名头越大，惹来的麻烦也就越大。
最需要尊重，很可能是常识。所谓“拨乱反正”的“正”，我的理解是“正常”，而不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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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张中行
张中行走了。97岁的高龄。
张老刚走的时候，报纸上每天都能看到回忆他的文章，整版整版的，作者大都是他的亲朋好友。可是，最近再翻报纸，从头到尾再也见不到张中行的名字。这才几天？真如古人所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张中行活着的时候，主要是晚年，可以算是“名人”。所谓名人，主要是他有了一个人数不算少的喜爱他、尊重他的读者群。据我看，这群人的构成，以四十岁以上的读书人为主。
记住张中行的名字，还是四十多年前上高中的时候。我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的《古代散文选》上册和中册，（下册拖到“文革”结束后才出版），当时真是爱不释手。在《出版说明》中，有选注者的名单，按说也是一长串儿，不知为什么，我记住了张中行和隋树森两个人的名字。
到现在为止，市面上见到的各种版本古代散文选和鉴赏辞典之类总有几十种吧，我以为，选编和注释最好的，还是人教社的这一种。这是一套面向中等语文水平的古文爱好者的选本，编著者认真负责，处处为读者着想，是真心把编此书当作一件大事来做的。
十多年前，张中行因《负暄琐话》火了起来。我读了他的一个散文选本，印象不错，可是说不上多喜欢，总觉得他行文有些啰嗦。
几年前，碰到打折的八卷本《张中行作品集》，买回来，翻看了其中的多数篇章——有的读了多遍，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位真正的高人，一位大家。
现在他走了，好像可以盖棺论定了。其实很难。
有人说，他是“当代大儒”。或许不错。可是要看“儒”作何解。如果解为“知识分子”，尚可，解为“儒家”，则很需要商量。张的思想自然有儒家的东西——中国人的脑子里很难没有儒家的东西——可用“儒”来概括，差得很远。
有人说，他是“国学大师”。或许也不错。可是和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们公认的国学大师相比，又好像不是一个路子。张中行学识广博，在文学、哲学、佛学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确实叫人叹为观止。可是张显然不是某一学术领域里开宗立派的人，他晚年的著作，虽多具慧眼，但本人还是立足于普及性，希望霑惠于一般读者。
我以为，张中行的最大价值在于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平民思想家。
自秦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思想就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宋元以后，所谓思想，更是理学的天下。读书人，所能做的只是读经和解经，“离经叛道”是非常危险的。至于芸芸众生，要么不想，要么就把别人想好的东西拿来用，管用不管用则是另外一回事。管用了，大一统，不管用了，大动荡。秦汉以后，中国出了数不清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学者，说到思想家，不客气地说，就是有，也不过是在儒、释、道三家里转圈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新东西，不多。
张中行就是一个以一介布衣身份在几十年的大动荡、大统一的社会背景里，依靠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不断思索，并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代表这个体系的著作就是《顺生论》和《流年碎影》。我们怎样评价这个体系是一回事，但对这个体系的存在视而不见，恐怕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顺生论》是我至今读到的唯一一本中国人写的，抛开学院哲学体系，眼睛牢牢盯在普通老百姓生活上的人生哲学著作。多数哲学著作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哲学；《顺生论》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生活。（有人评价《顺生论》“是道家的东西”，太简单了些。）《流年碎影》是作者实践《顺生论》的记录，或者说，是《顺生论》产生过程的描述。启功说，别人写回忆录，是写事情，张中行写《流年碎影》，是写思想。很有见地。
张中行走了。有人说，张中行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听不懂。确实，有的人走了，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有的则不会。且不说存不存在张中行的时代，我只是觉得，张中行的意义，还远没有被世人看清，他的思想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慢慢释放出来。
这种情形有一些像王小波。王小波的小说也许不会成为经典，但他的杂文，却会日久弥新。
我相信，张中行的《顺生论》和王小波的杂文，都有资格作为精品放进我们民族的现代思想宝库，尽管和这个民族百年来的苦难和骄傲相比，现在这个思想宝库的收藏还远说不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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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张中行》余墨
写完《我看张中行》之后，觉得关于他的感受实在太多，自然，说完不可能，可是，有些在脑子里一时不肯离去的想法，不如把它也写出来，尽管头绪还很乱。
一、如果是我，就是写小说，也不会那样写
张中行成为名人后，一本旧账被人们翻了出来。这就是他和杨沫几十年前的婚姻关系。
名人，特别是名女人的婚姻一向被人关注，女作家也不例外。往远了说，比如李清照，近了说，比如肖红、丁玲、张爱玲、林徽因……其实，杨沫的才气和成就和上面所说的几位相比，相差很远。
杨沫和张中行的婚恋和婚变也没有特别的传奇性，本不值得人们特别关注。问题出在小说《青春之歌》上。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青春之歌》是中国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杨沫是当时最红的女作家。小说以三四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描写了女主人公林道静走上革命的生活道路。很自然，围绕着林道静，小说也塑造了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及一些不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张中行为原型的余永泽就是一个“不革命的”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后来，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余永泽由大艺术家于是之来扮演，更让这个人物家喻户晓、臭名远扬。我记得，当时人们对余永泽的厌恶，主要还不是他反对林道静参加革命和一心想当胡适的徒子徒孙，而是这个人狭隘的心胸和卑劣、自私的人品。
当时的人们都知道，《青春之歌》是带有很强的自叙传色彩的，那么自然不难推断，余永泽很可能是有生活原型的。幸运的是，张中行当时默默无闻，所以对于绝大多数的读者来说，余永泽只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我不记得当时有人探究过他的原型是谁。
可是，张中行毕竟还活着，自然也无法离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我想，当他的同事、朋友、熟人，甚至孩子，知道他就是余永泽的原型时，他是无法不感到难堪的。这件事对他的伤害应该是很深重的。更加困难的是，以张中行当时的身份和地位，绝对是个弱者，根本没有辩解和说明的权利。如果硬要辩解，只能越抹越黑。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沉默，所能选择的只是内心的态度。
小说发表后，张中行和杨沫见过面。杨沫说，那样写，是艺术的需要，小说中的人物和生活中原型并不是一回事。张没有多说，心里却想：如果是我，就是写小说，也不会那样写。
文学创作，当然会有生活中的原型。可并不是说，可以不顾及生活中别人的感受。女作家有过婚变历史的并不少，以自己的前夫为原型，作为反面角色写进小说里，据我所知，《青春之歌》是唯一的。他们曾经爱过，一日夫妻百日恩，还有一个女儿，后来虽然分手，但是也并未反目成仇。对此事，我长叹一声，不想深思。
对杨沫，我没有细读的兴趣。从《流年碎影》看，张中行对这件事表现出了足够的宽容和大度。张中行说自己和杨沫分手的原因是思想不同，杨沫对政治采取“信”的态度，而自己则取“疑”，这是清醒。在“文革”中，杨沫遭难，他没有落井下石，对外调人员说：“她是革命的，我是不革命的。”这是宽厚。宽厚，并不是麻木，也不是无是非。
在《流年碎影》中，对于自己和杨沫分手的具体原因，张中行并没有细说。但是，他把人间的夫妻关系分为四等：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把自己和杨沫归为不可忍。显然，对两人的分手，并不后悔。至于后来杨沫著文，把两人分手的原因都归过于张，是对张的再一次伤害，有失厚道。也难怪张拒绝参加她的追悼会。
现在马波（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出版，杨张之间的恩恩怨怨大体可以看清楚了。
真实，是对历史人物的最大尊重。最近，读到《流年碎影》的责任编辑的一篇文章，回忆说，张中行向他谈起自己和杨沫的关系时，流露出的感情是复杂的，不无怀念和留恋。男女之间情感上的事，真是一言难尽。
二、活着是需要智慧的
品味张中行的人生哲学并不容易，虽然有厚厚的一册《顺生论》，好像把人生都已经说透了。
从《流年碎影》看，张中行的一生太平凡了，和许多小老百姓一样，也真不容易。随着大时代的变动，贫困、疾病、战乱和运动带来的苦痛和惊恐一个接着一个。这让我想起插队时一个同学对我们命运的描述：“一个不幸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个更大的不幸的开始。”
父亲晚年有一次和我闲聊，感叹自己的一生一事无成。我劝他说，这几十年，能平安熬过来，没有遭受太大的灾难，就算不错。他想了想，一笑，好像轻松了一些。显然多少有些认可我的观点。
和张中行相比，我们要算幸运一些。无论如何，这三十年，多数的中国人，开始活得不那么紧张了。
张中行也许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到九十多岁。我不知道，晚年回头看自己的一生时，会不会为自己能基本平安地度过感到庆幸？会不会对自己在这几十年风风雨雨中的智慧感到满意？
活着是需要智慧的。
知足。以张中行的学识和才华，应该有更好的地位和境遇。在《流年碎影》中，我们看不到他对命运的抱怨和怀才不遇的感叹。在命运给予的可能中，平静而又积极地思索和学习，工作和享受。得到了，不以为喜，失去了，不以为悲。知足，少了内心的不平静，也就躲过了许多风险。这莫非真是得益于老庄和佛家的濡染？
识时物。也就是头脑不发热。我总觉得，“三反五反”受冲击，是张中行的幸运。吃一堑长一智。不然，以他的出身和历史，再加上“余永泽”原型的身份，在以后历次运动中，只要稍不注意，就很难逃过。直到晚年，张中行都说，他不会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他只能做到说出来的都是真话。想一想顾随那样的人物，坚持真理，决不后退，结果是给自己和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实际上对国家和民族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真要赞叹贾宝玉的见识了，“文死谏，武死战”，也要看值不值。
世故。这个词历来被作贬义用。如果不世故就会被碰得头破血流，世故就可以平安无事，为什么不学得世故一点儿呢？自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就自认倒霉。读《月旦集》，感叹于张中行的知人。张中行对叶圣陶深有好感，也多好语，但说到叶老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受冲击，除了人品好之外，也得益于“世故”。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文字，我深感意外，好像从来没有人这样评价过叶圣陶。细细一想，实在不是贬语，而是看得透彻。
做人当然简单、直率些好，但要看在什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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