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一位病逝的朋友
上个月22号，到北大医院参加单位为退休职工组织的体检。先碰到老董，互相问候身体情况，他感叹道：几次验血都有一个指标不正常，看来也快步XMD的后尘了。
我一愣，忙问：“XMD怎么了？”
他很惊讶：“你不知道？XMD没了！肺癌，去年八月发现的，今年一月就没了。我也是五月份去单位才知道的。”
我像兜头挨了一棒，半天缓不过神来。
XMD在我们一拨年龄相近的男同事里，身体是最好的。他不抽烟，很少喝酒，也很注意饮食和锻炼。虽然和我同岁，但有同事说看上去我比他要老五岁，我知道人家是客气话，其实老十岁都不止。
每年体检我都以为会得到某一老同事去世的消息，可是见面后发现，过去病病歪歪的，现在七老八十了，大都比上班时还精神。头一次听到坏消息，居然是MD！
二十多年前进北京，MD是头一个和我熟悉起来的同事。原因很简单：年龄相同，各种情况也差不多。都是因为妻子是北京知青，因“娶鸡随鸡娶狗随狗”作为家属按政策混进首都的。
MD来自山西，原来是一所铁路中学的美术教师，比我早来几个月，我则来自内蒙古。在别人看来，这两个外地人进北京是捡了天大的便宜，有些人看我们的眼光就像看混进革命队伍的敌特。其实对于当事人，其中的苦恼难以言表，四十五六换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不是我们这样的老实人能很快适应的。
生活中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首先就是没有住房，老婆带着孩子当然可以挤在她父母家，而自己年近半百，实在不想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于是我在单位阴冷潮湿的地下室住了将近一年，MD挤进单位的单身宿舍。学校规定已婚职工不安排宿舍，所以经常被要求搬出，同宿舍有一孙姓的没少给MD气受。
都在单位住的那一年里，我和MD过往很多，感觉他是个爽快、厚道的人，多才多艺，学美术的，歌唱得很好。他对我多有关照，虽都是小事，但“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我心里是很感念的。
不在学校住以后，交往就少得多了。一来不在一个教研组工作，上班基本不打交道，下班又住的十分远。等到放假，他回山西，我回内蒙古。但见了面，他也还是很亲热，只是我这人落落寡合，不善交朋友。所以，今天想起，在互相交往的礼数上，我对MD心怀内疚。
MD是个很重情义，很有感恩之心的人。有一年，MD遇上了坎儿。学校里最没人愿意干的活儿就是当班主任，我在内蒙古只干过一年，学生的年龄比较大，基本放任，也就是运气好，没出什么事情。MD在山西时在中学教美术，中学里副科老师一般是不会当班主任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和能力其实都胜任不了这一工作。然而，到了新单位，外来的和尚好使唤，都摆不脱。
我开玩笑对MD说过：只求毕业时人数和进来时一样多就行了，别少一个，也别多一个。我干了三年，焦头烂额，但总算是做到了“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谁知MD当班主任还没等到毕业，班里先是多出一个，接着又少了一个：外地来的一个单亲家庭的女孩子很叛逆，和学校食堂的一个年轻厨师搞对象，怀了孕，接着干脆跟这个临时工私奔了，弄得校内校外舆论哗然，学校领导很没面子。而这段时间，老婆恰恰要和MD离婚，他哪还有心管班里的事情？
我记得那些日子，MD十分狼狈，前后院同时起火，他来去匆匆，面容憔悴，人瘦了一圈，如果不是身体的底子好，恐怕也就病倒了。这时候偏偏赶上评职称。学校领导对MD很恼火，话里明显不想让他这次过。在会上我替MD辩解了几句，主要还不是为朋友帮忙，而是自己也对学校安排班主任工作专拣软柿子捏、不大关心职工的具体困难心怀不满，借题发发牢骚。MD票数不高，但还是通过了。
会后，不知谁把会上的情况透漏给了MD，说是我的发言起了“关键作用”。MD十分感激，直到退休后见了面还说起，说我是他命中的“贵人”。
MD的妻子祖籍广东，在国家某直属文化团体做英语翻译。我见过一回，高挑个儿，很白净，也算得上漂亮，据MD说，她父亲是延安时候的老干部，解放后在社科部门当官，大约是副部级。MD告诉过我名字，我没记住。MD是个矮个子，也算不上英俊，父亲是一般的铁路工人。这样一段婚姻外人看好像确实不太般配。我猜想，当初官二代小姐下嫁工人子弟，是在“文革”家境败落之时。（我的一位同学大李，各方面条件都一般，就是因为出身好，追上了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漂亮的小姐，时过境迁，大李在家里当了一辈子受气包，快六十岁时离了婚，不到一年，肺癌病故）自然，这只是猜想，MD没说过，我当然也不会问。
MD很少到岳父家去，据他说，只要打电话叫他，肯定是又有了力气活儿要他干。MD说，他夫妻的感情也还不错，就是回北京后，妻子的兄弟姐妹有些看不上他。特别是小姨子，觉得自己的姐姐又漂亮又有才，家境和工作都不错，嫁给MD这样一个其貌不扬工人家庭出身的中专教师，实在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经常挑拨。
MD在小姨子处受了气，无处可撒。他告诉我有一回从岳父家出来，在街上遇到几个人向他问路，他一听是广东人，气不打一处来，指给了相反的方向。我大笑，心想那几个老广发现上当，做梦也想不到是受了籍贯的连累，一定会大骂北京人太坏，更想不到使坏的其实是个山西人。
MD妻子因工作原因经常和外宾打交道，终于被一个“美国老头”勾引上，和MD离婚后出了国。让我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前妻出国后每次回来探亲，都要约MD见面，谈出国后的情况。我记得MD跟我说过，前妻说，到美国后，觉得中国人过的简直是猪的日子，也说到对美国老头的不满，年龄差距大，还有私生活方面不适应。
我问MD：“是不是还有破镜重圆的机会？”MD说：“但愿吧。”又自我解嘲：“就算是自行车被美国人骑走了，过一段时间又送回来了。”从后来的情况看，美国人怎么想的不知道，大约“自行车”还是不愿意回来过“猪”的日子。
还让我有些意外的是，MD的前岳父去世，前妻回来奔丧，邀请MD以“老女婿”的身份参加葬礼，意思是追悼会规格比较高，就好像参加鸟巢的奥运开幕式，不是谁都有机会光临的。MD去了，回来苦笑着告诉我，也说见到了几个名人。
我愕然，心想，要是我，断不会去。可见，家庭里感情的事，外人，就是朋友也未必清楚。但可以肯定，MD比我厚道，也更能忍。我以为，忍，很可能是他早逝的原因。
快到退休的时候，我还给MD介绍过一回对象，女方比MD小十岁，离异，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人很忠厚，也没有什么负担，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长得也还可以，MD的儿子大学毕业工作了，家里也没什么负担。我觉得两个人一起互相照顾，应该是件好事。两人见了一回面，后来没谈成，好像女方还是有些不满意。我对没谈成的结果其实比较满意。真谈成了，就一定能过好？后来女方对我说，还是嫌年龄相差太大，不想老年早早地又成单身。没想到一语成谶！
我和MD同一年退休，他比我早个十几天吧。退休后，MD很忙活，在外面代课；参加几个公园的老年合唱队，上过电视；参加学校的老年合唱队。他既是党员，又是民盟成员，两处都有组织活动。每天骑着个自行车到处跑。而我和单位几乎没了关系。
几年来，我们除每年体检时能见面，他还来看过我两回，外面吃饭，都是他坚持买单。逢年过节也多是他先打电话问候，学校里有什么动静，比如有涨退休金的消息，都是第一时间通知我。我给他打电话，座机几乎总是没人接，手机打通了，也是他正忙着唱歌，属于领唱。后来我干脆就等他的电话算了。
去年体检见面，我说什么时候你，我，老董，老应，咱们四个一起坐坐。他很爽快地答应，说由他来召集安排。
后来再没接到他的电话。我以为他出国到儿子那儿去了，国际长途太贵，没和我联系。现在才知道，他去年八月得病到今年一月去世这五个月，恰恰也是我身体不适的时候，虽无大病，也还是住了三次医院。
老董和MD住一个楼，也是五月份才知道消息。看来MD最后的半年是在山西还是北京，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也不清楚。学校里，我想不起来可以找谁打听，MD和大家关系都不错，但好像也没有交往特别密切的朋友。
我理解MD最后的日子没有和我告别。换做知道要远行的是我，我也不会通知他的。写这篇短文，只想摆脱一下自己这半个多月来内心的压抑，看来徒劳。不写出MD的真实姓名，因为文章只是给我自己的。如果MD在天有知，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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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下
九月八日，到潭柘寺作半日游。 这座庙我二十多年前去过，到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老伴儿从未去过，所以这次去是陪游。上午去，中午回，坐公交不花钱，因为超过六十五岁，也不用买门票。这是一次零消费的旅游。
潭柘寺名气很大，多数北京人都知道“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句老话，可见历史长久。可是从中国佛教史的角度看，潭柘寺地位似乎有限，没听说曾有哪位高僧驻锡，也没听说是哪宗哪派的祖庭。说建筑，也一般。不过大殿前那棵四五个人也搂不过来的银杏树实在值得一看，如果不是长在寺里，大约很难留存至今，仅此一点，潭柘寺就值得尊敬。树被红布带围着，挂着许多小牌子，大约是信众祈福的吧？树前还摆着香案，还没见人上香。
我不是佛教徒，但对佛教很尊敬。不过对逛寺院，兴趣则一般。有机会随喜，也进去看看。如普陀山的普济寺、法雨寺，洛阳的白马寺，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等。不是特别顺路，不会执意前往，如五台山、少林寺等，也没有特别想去的念头。
叫我看，中国的寺庙规制大同小异，基本上就像衙门。你看故宫的太和殿，和庙里的大雄宝殿是不是基本一样？皇帝的衙门是大殿，县太爷的衙门是大堂。不同的是“衙门”里面坐的是皇帝、县太爷，庙里面坐的是泥菩萨。老百姓（或称信徒）上庙，和到衙门办事一个样。也要烧香、上供、捐钱。庙里的招牌是有求必应、普度众生；衙门的招牌是爱民如子，明镜高悬。不同的是，泥菩萨一脸庄重，一语不发；衙门里的官员则有可能是“话难听，脸难看”。所以，我进庙，不烧香，不捐钱，不跪拜，只合十低头。敬佛，不敬庙。
这次却例外。几乎所有的寺庙门前都有卖香的，潭柘寺自不例外。不过这座寺庙在大殿前设的售香处，还提供免费的线香。我随大流，取了三支，点燃后奉上，致礼如仪。回来对老伴儿说，希望佛祖保佑咱俩平安；保佑包头的亲人平安；保佑海外的儿子一家平安。
出了庙门，等公交车的时候，见不远处树下坐着一位老者，衣着整洁，像是个有身份的人，正在拿着手机打电话。他说话声音很大，接电话的好像是他儿子，他说：“我陪朋友到潭柘寺来上香，我也许了愿，希望你事业成功。”
我心中一愣。忽然明白，中国人，至少是绝大多数，到庙里来，都是“求”佛帮忙办事的，与宗教信仰没什么关系。我自己下意识间也未能免俗。
退休后，多多少少还看了几本关于佛教的书，自然看不懂，更谈不上什么修行。可是大体还知道，佛教的要义是“空”，要求“破执”，破除心中的“贪、嗔、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就是说，要想成佛，必须“放下”。所谓“出家无家”，所谓“四大皆空”，也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把自己对世俗世界的一切欲望和牵挂都放下。
老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外出，到了河边，水不算深，但无桥，也无船。恰巧一年轻女子也想过河，于是老和尚就把这个女子背过了河。过河后，小和尚责怪师傅：我们出家人不近女色，你怎么还把大姑娘背在身上？老和尚笑道：过了河，我就把她放下了，你却还没有放下。
我常想起这个故事，觉得很有“禅意”，甚至觉得济公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也是在说“放下”。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关键也是“放下”。
对伊斯兰教我一无所知，穆斯林到清真寺朝拜，甚至到麦加朝觐，心里都在想什么，不知道。对基督教也是一无所知，但也还知道基督徒还有到教堂“忏悔”之事。所谓“忏悔”，就是讲出自己的“罪恶”，恳请得到上帝的原谅，心灵得到解脱。说白了，也就是“放下”。
而中国进庙的芸芸众生，大都是带着欲望来的，烧的香越多越粗，也就是欲望越多，越大。最后是背着世俗的欲望离开的。所谓烧头香，就是希望佛爷优先办理自己的请求；靠后，说不定就忘了。求领导办事也一样，大年初一天刚亮头一个上门拜年送礼的，领导一定印象最深。放下很难。据范文澜讲，玄奘涅槃时也很纠结，并未放下。
放下难，但还是要勉为其难，力争多少放下一点儿吧。毕竟，最后你还要把一切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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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随想
用不着算，我自己知道，快六十了。也就是说，快退休了。
按说，像我这样无权无势的人，不应该有什么退休恐惧症。离了你，不仅地球照转，单位里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更何况，单位在我退休之前就将被取消建制，并入另一个单位，我就像从水里拔起的萝卜，连个坑儿也没留下。
实话实说，面对退休，我内心是三分怅惘，七分轻松。我现在需要做的仅仅是算一算能拿多少退休金，想一想回到家里该干些什么。当然，有时候也会盘算盘算自己还能活多少年？
生逢盛世，太平岁月，衣食不愁，多数人恐怕都想多活几年，最好是能活一百岁。可是，有必要活那么长吗？就算长命百岁，又怎么样？
都是从报纸和书上看来的：
八十多岁的臧克家去看望九十多岁的叶圣陶，说，咱们俩约定好，争取都活到一百岁！叶笑一笑不置可否。叶没有活到一百岁，臧克家差点儿成功，活了九十九。
1990年春，有人去看望九十岁的俞平伯。俞当时很精神。此公的养生之道实在特别。简言之：反常人之道而行之。不讲卫生，不运动，吃肥肉，吸劣质烟。来人祝他活到一百岁，他说：“不！你们让我活我就得活？开完亚运会就死！”当时离亚运会开幕还有半年。果然，亚运会闭幕不久，他就驾鹤西游。言而有信，真是高人！
还有不久前去世的巴金。躺在床上十多年，这样活着，简直是活受罪，终于撑到了一百零一岁。刚住院时，他说：“从现在起，我为你们活着。”
“你们”，当然首先是他的亲人，也包括所有从他的作品和人生中得到过快乐、幸福，得到过感动、力量和启发的人们。我也是其中一个。我们爱他，尊敬他，希望他不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愿望是美好的，却需要老人用痛苦来报答。爱，有时是残酷的。
能为许多人活着的人，实在是少数。
一个人为多少人活着，看一看他死的时候会给多少人带来痛苦和思念就知道了。
当一个人离去，普天下的人为之悲痛，他就曾是为多数人活着的人。
相反，死去和活着一样都与别人无关的人，是只为自己活着的人。死去，别人喜形于色，都松了一口气的人，是为自己活着都不算的人。当然，这也是少数。
多数人，实际上是为部分人或少数人活着的。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人的生命就没有价值。
我不认为，一个人活着时所做的一切都有“为别人”的意义。这样算，太诗意化，属于微言大义的引申。小时候听过一个“千人糕”的故事，大意是教育孩子知道，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包含着无数人的劳动。道理是对的，用意也是好的。可是天天吃饭都这么想，非得胃病不可。
社会分工不同。日常人们的劳动，包括产品和服务，都是为了交换。说不上是为了谁。就是公务员，你按月拿薪水，就该把属于自己的事做好。别以为都是对别人的恩赐和服务，你是为别人活着。大道理天天讲，就缺少了诚恳性。所有的人，首先都是为自己活着。
人生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我的修行目标是：力争做一个平凡但不庸俗，无能但不可怜的人，一个善良、干净、明白的人。当然，这个标准很高，估计是实现不了。
说到死，想到哲学。
说实话，我所学过的哲学都是好哲学。可惜，它们对以下两点关注不多：一，作为个体人的丰富多彩深不可测的感情世界。单靠用阶级来划线儿，显然不行。二，“死去还是活着？”也就是人的生命的终极意义问题。单说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不解决问题。
人面临的根本哲学问题大概就是两个：生和死。
现在，我的水平只能理解到这种程度：人的生命就终极意义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又非常欣赏汪曾祺的一句反问：“你说的意义，有什么意义？”既然没有意义，就不去管意义，而去问“意思”，活得有意思就行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死亡的事归上帝或阎王爷管，就让他们管去好了，自己不必太操心。就好像不必过于操心日出日落一样。太阳落山了，困得要死，那就睡，硬撑着，挺难受的，最后还得睡。
睡着之前，干点儿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儿。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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