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要回去的苹果
最近几天，北京各媒体都报道了一件算不上多么重要的新闻：
2012年的公园年票开始发售。有的媒体还会再强调一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从明年起，可以使用年票的公园由16家增加到19家，有4家公园是新加入的。
注意，并不是记者算数太差，算不清16加4应该等于20，而是他有意或者无意地没有报道相关新闻中的一个坏消息：原先的16家公园中有一家明年将退出使用此年票，这家公园就是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的“北京国际雕塑公园”。
这个消息二十多天前我就知道了。那天去锻炼，还有几十米，看见公园门口围着一群人。走近一看，是在看新立在门口的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接上级通知，本公园明年退出北京市的公园年票活动，今年的年票可以使用到2012年1月底，从2月1号开始，再想进公园，就需要持“本园”发售的门票了。
这件事对我应该没什么影响，因为今年九月我已满65岁，已经办了北京市的老年优待证，坐公交和进公园都不用买票了。
走到“练功”的树林边，早到的七八个人没有如往常那样个人练个人的，而是聚在一起议论，议论的就是门口的“通知”。
这里要算一算账。北京市的公园年票分两种：一种是面向不满60岁的，100元；一种是面向60岁以上的，50元。而雕塑公园的月票是15元，年票是120元，不管年龄。
练功的这伙人里，也有如我和老高这样有老年优待证的，但是不多。他们有的是不到65岁，还有的是虽然超过65岁，但是由于没有北京市户口，这附近居民里这样的人不少，大都是儿女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就业，买了房子，他们过来帮助照顾孩子，或者养老，他们可以买北京市的公园年票，却办不了老年优待卡。
教头陈师傅明年65，可是生日在年底。北京市办老年优待卡管得很严，不到生日，绝对不给办。他有些沮丧，一边溜达，一边念叨：“这算怎么回事，你说？这不对啊，哪儿有这么干的，啊？”
情绪最激烈的是那几个老太太，她们每天都来，从不缺勤，恰恰都是过了60岁，还没到65岁。突然要多花出去70块钱，实在痛苦。
“这他妈的石景山政府真是穷疯了，咔斥起老头老太太来了，能捞几个钱？”
“告他们去！打电话，12315，政府热线！”
“就赶着开两会的时候告！问他们：这么搞能‘和谐’吗？”
也有不主张告的：“嗐，我不来了行不行？”
有人急了：“别不来呀！叫我说就堵在他大门口练，臊他们！”
沮丧的还有我老伴儿。她恰恰属于过了60岁还没到65岁。她虽然不和我一块儿“练”，可是参加合唱活动，每周也有两三个上午要进公园，每天晚上散步“走圈儿”，也要进。
连着几天，人们还在议论，因为一到公园门口就会看见那块牌子，看见了，就来气。听他们说，确实有人打电话告了，至于结果，还不知道。
又过了几天，那块牌子不见了，于是有人猜测是不是上面过问了？“维稳！现在当官的最怕老百姓闹事！”
我在网上查到雕塑公园退出的理由是：一，明年要大规模绿化；二，要进行雕塑作品的维护保养。
“借口。给自己找台阶下呗。”老太太们说。但是，她们生气，却已经不激愤。有人说明年不来了，到老山去，那儿不要门票。还有人说，想办法去办个残疾证，有残疾证进门不要票。也有人说：“嗐，那怎么办？买年票呗，胳膊拧不过大腿。”
有一个老太太说：“其实也不是掏不起这几十块钱。你当初不参加也就罢了，参加了又退出！主要是生这个气！”“对，对！”大家都应和。
我想这是实话，几个老太太的儿女不是在国外，就是在外企，经济上并不困难。
回到家我突然想起一件几十年前的往事。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一日，一个住得不远的同班同学家里来了客人，带来几个苹果。他拿着一个跑出来找我显摆。我自然很羡慕，那年月，一年到头也未必能吃上一个苹果。
这时隔壁家一个小男孩，也就是五六岁，走了出来，看见苹果，眼都直了，死死地盯着。
我这同学也是得瑟，问小男孩：“想不想吃？”小男孩使劲点头。
同学把苹果递到小男孩胸前，说：“你可以摸一摸。”小男孩愣了，犹豫片刻，突然一把抢过苹果，回头就跑。同学慌了，连忙追上去，抢回苹果，塞进怀里。小男孩放声大哭，立刻躺下来满地打滚。
哭声惊动了孩子的父母，急忙跑出来问：“怎么了，怎么了？”几家邻居也都走出来，连路人也都围了过来。
问明情况，孩子的母亲怒斥同学：“你既然给他了，就不应该往回要！”
同学放声大哭，扯着嗓子喊：“我没有给他，就是让他摸一摸！”
孩子母亲抱起已经哭得哽咽的孩子往回走，一边说：“不要他的苹果!那苹果有毒，吃了会肚子疼！”她不敢应承给孩子买苹果，因为办不到。
至于我那同学，苹果虽然没有损失，但这以后，再也不敢来找我玩，上学路过我家也都绕着走。
世上最痛苦的，不是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而是失去你已经得到的东西。故而，对人最残酷的惩罚，是先给予，再夺取。
从这个角度看，宇宙间最残酷的，是上帝。他辛辛苦苦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给予我们一个最大、最红的苹果——生命，让我们一点点地品尝它的甘美，最后却要无一例外地夺回去。不管你多么珍惜，怎样努力，哭也罢，喊也罢，满地打滚也罢，“苹果”总将被夺去。秦皇汉武和平头百姓，在“苹果”面前一律平等。
张中行《顺生论》的第五十九章是《死亡》，老先生试图用各种理论来参破生死，然而最后却不得不说：“有了生，还不得不结束，而且只此一次，终是太遗憾了。”
在生命这个大苹果面前，人类，至少绝大多数，就是当年我家邻居的那个小男孩。
网上得知，周有光即将满107岁，他对朋友说：“上帝把我忘了。”不会忘的，只不过是看着你，让你把苹果多摸一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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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友
302病室里共有六张病床，我住进去后，满员了。
一号床住的是老余，72岁，退休前是北京水文部门的工程师。
老余个子不高，很安静的一个人，说话轻声细语地，平谷口音，听着很委婉。他介绍他一直身体都很好，最近有些头晕，抽血查出来“缺铁”，住进来是医生让他“全面查一查”。“查查就查查，没事儿。我身体挺好，每年体检都没事儿。”看样子老余是全病室病情最轻的。老余不打针，不输液，每天被叫去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回来，静静地躺着，听一个小收音机。老余有两个儿子，常来，每次来都带着媳妇，一家人聊得很亲热，像是同辈人。我说老余，你们家看来是个“和谐家庭”。老于说：“还行还行，我两个儿子都挺好。”脸上的表情很幸福。
二号床住的是老苏，57岁，国土部门的一个退居二线的副局长。
老苏是“官二代”，据他说，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开国将军。老苏是个大胖子，得糖尿病七八年了，每天打四次胰岛素，这次住院是让医生给他“调一调药”。他病情不算重，可是每天要测五六次血糖，还要打针输液，所以很难离开，这让他“很不爽”，常抱怨“真他妈的无聊！”他说：“我这个病他妈的纯粹是吃出来的！操他妈的每天两顿大酒，双休日也躲不开，能他妈的不得糖尿病？我他妈的要不是退居二线，非他妈的让他们灌死不可！”
老苏说话几乎每一句都夹杂着“他妈的”“操他妈的”，但显然不是在骂人，一方面显示自己的直率，另一方面也表示对你的亲热，多多少少也还有一些居高临下的意味。不过对小护士则不这样，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和她们开玩笑的机会，很有些首长对“小鬼”的亲切感。
老苏对自己的父亲“早逝”很沮丧（其实他父亲去世时已经89岁了）。“我他妈的太傻，老爷子活着的时候不知道利用他的关系，我操，没沾上他什么光！”我想1970年你才15岁，别人初中毕业都去下乡，你却参了军，还没沾光？在部队爬到正营级，转业到国土部门，还不是靠你爹的关系？不过说实话，老苏作为领导干部兼官二代，架子并不大，和大家相处的还不错。
三号床住的是老李，74岁，退休前是航天部下属某企业的职工，具体做什么，不知道。
他也是糖尿病，也是来“调一调药”。老李是个小矮个，很健谈，不过确实如四号床所说：“爱显摆”，他不喜欢和别人谈自己的病，“没什么，听医生的！”老余问他退休金是多少，“没多少，退休十多年了，能有多少？”不肯说出具体数字。他喜欢谈的是钱学森、宋健，口气像是谈老熟人，仔细听，其实也就是在单位院子里见过两回。
老李每天下楼买一份《参考消息》和一份《环球时报》，看完，发表看法：“我看钓鱼岛早晚有一战！都是美国人在后面挑的！”“习近平到深圳考察，估计中央要有大动作。”
有一天，老李忽然让他儿子把他接了回去，第二天来，带来一大包东西，有一幅裱好的立轴，是他写的毛笔字：神舟飞天。他学欧体《九成宫》，虽有些匠气，但作为业余习书者，也还不错。他点头哈腰说请我“批评指点”，我用尽全力赞扬了一番，他很高兴。接着又拿出他买的字帖和书法类的书给我看，我表示敬佩。
他说，他写字很讲究：笔，必须是湖笔，七紫三羊，“别的笔没法使。”砚，是端砚，一千多买的，“端砚发墨好。”墨，徽墨。纸，宣纸，二百五十块钱一刀。“想要玩儿，就得像回事儿！书法，那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文化，你就得讲究气氛。”
四号床住的是老吴，76岁，退休前也是航天部下属某单位的职工，但是和老李不认识。
这个医院隶属航天部，所以患者以本系统的职工家属居多，其余则是因为住得不远，图方便，如老余，老苏，我。
老吴是这个病室里病情最重的患者：高血压，早晨起来一量，好家伙，一百八！糖尿病：餐前血糖动辄二十一二，是正常值的五倍！最麻烦的是他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一种基本无法治愈的血液病，从去年开始，他的骨髓基本上不再造血了，每隔一两个月，他就要住院输血。“我现在是靠别人的血活着。老孙的病是公款吃喝吃出来的，我这病全是上班的时候干活不要命累出来的！”
老吴是个大高个，身材匀称，腰板笔挺，浓眉大眼，年轻时一定相当帅。现在脸色灰黄，嘴里的牙几乎掉光了。不过一头银亮的短发依然茂密，特别是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依然满是水气，闪着孩童一样的光泽。
老吴很刚强，笑着说:“我这三个病，哪一个放在别人身上都够呛。”
我问：“老吴你怕死吗？”
“不怕，活到这个岁数，够本了。这两年，我认识二十多个得障碍性贫血的，现在全死了，都是自己吓死的。我要是怕死，活不到今天。”
老吴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很孝顺，但住得远无法照顾他；他和儿子住在一起，儿子在首钢曹妃甸上班，半个月回来一次，住个四五天。老吴的老伴得了两次脑血栓，虽然还能走动，但做不了家务。“我们家买菜做饭全是我的事。”老吴每天都要给老伴打三四次电话，叮嘱有关吃饭和吃药的事，一聊就是十多分钟。“我老伴脑子不好，好忘事。”
那天下午，老吴的老伴儿由女儿陪着来看老吴，她一步一步吃力地挪着脚步向老吴的病床走去。当两个人四目相对时，我看到两个人的眼光里居然有着那么多的温柔和关切！说实话，那一刻我真有些感动。
老太太坐在老吴床边，两个人拉着手，静静地聊着，聊了足有两个小时。老伴走后，老吴站在窗前，打开窗子，把身子探出去，在寒风里看着，直到女儿的汽车驶出医院大门。
老吴说：“我老伴就怕我死在她前头。我死了就没人照顾她了。我估计，我死了，她也活不了多长时间。”老吴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和表情都很平静，像是说别人的事。
五号床“住”着一个四川人，不到五十岁，他晚上不在这儿住，打针的时候来，打完针走人。
六号床，本人。
302病室所属的病区住的都是内分泌和血液病的患者，病情虽有轻重，但一般都没有太危急的症状，生活都能自理，所以都没有家属陪床和请护工照顾。大家的日子过得很清闲，无非是打针输液做检查，住个十天八天，拿着医生给的用药方案，出院。
然而，有一天，这种平静的日子还是被打破了。打破平静的居然是病情最轻的老余。
那是我住进来后的第四天吧，医生来找老余，说他的大便里发现潜血，要给他做肠镜和胃镜的检查。老余嘟囔着说自己消化系统一直都很好，没什么毛病，可还是答应检查。
医生走后，老余心神不定，坐在床上发愣。我告诉他，本人做过多次胃镜，肠镜也做过，固然很难受，但还不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劝他放宽心。老余说：“那就行，能忍住就行。我能忍。”
晚上，老余回了趟家，吃点儿“好消化”的，接着就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了。第二天一早，吃泻药，清肠子。上午十点多，护士把老余接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回来，神态很平和。他告诉我，检查时还行，就是现在肚子疼。我细问，原来医生在他的肠子上发现一块息肉，做了“电切”，手术有创伤，自然会疼。由于担心创口感染，同时第二天还要做胃镜检查，已经饿了十多个小时的老余被要求继续禁食禁水，一直到胃镜检查结束，这期间，靠输液提供身体的营养需求，这让老余很痛苦，特别是口干舌燥。
晚上九点多钟，我发现老余总是叹气，一只脚不停地抖动。问他，他说就是肚子疼，他用手不停地揉左胸口下部。我说，还是叫医生来看看吧？他说估计没什么事儿，算了吧。我听他口气有些犹豫，还是出去叫来了医生。
医生问了问情况，说：“哪里是肚子！这个地方是心脏。你过去心脏有毛病吗？查个心电图吧。”
心电图室的值班护士很快推着仪器来了，一查，脸色变得很严肃，说：“肯定有问题。”于是忙乱着给老余吸氧，安监护仪。
老苏说：“我看就是他妈饿的，泥马勒戈壁来一屉包子，再来一碗馄饨，送下去肯定就好了，比他妈输什么营养液都管事。”
医生显然没有准备采用包子加馄饨疗法。十几分钟后，心内科的主任赶来了，穿着羽绒服，带进一股凉气。很快，老余的两个儿子也赶了来。主任做了检查，让老余立刻转到心内科病房监护室。
老余不愿意去：“不用吧，我心脏挺好的。”
主任大声说：“你要相信科学！你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我并不愿意收你，我们科现在病床非常紧张。”
老余不再说话，于是在护士、医生和家属的簇拥下被连床一起推走了。
这一夜302病室里的气氛有些古怪，大家都不再说什么。
三天后，我出院。出院前的几天里，几位病友情况各有不同：
老余还在监护室住着，病情稳定似无大碍。
老孙的血糖指标控制得不错，随时可以出院，想住着也行，这个病区的床位不紧张。
老李的血糖指标也还可以，但医生前来告知：你老先生心脏的三根血管都狭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劝他做造影检查，很可能需要“搭桥”或“放支架”。老李有些沮丧，回家和两个儿子商量后决定：先出院，过完春节到心内科报到。
老吴先是查出眼底出血，一只眼面临失明的危险，又查出尿蛋白超高，是正常人的几百倍：肾功能肯定有问题。他很平静地对我说：“我也许过不了这个春节了。”
我安慰他：“不至于。以您的精神状态，再坚持个五六年没问题。”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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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牙小记
上午到医院去，拔了一颗牙。
牙齿好坏，主要来自遗传，天生的。我的牙按遗传来说，算不上特别好，但也不算特别坏。关键问题在于自己年轻时不知道心疼自己的牙齿，抽烟喝酒，有时候还把牙当钳子使。四十多岁以后，开始闹牙病，有几回疼得几乎哭出来，死的心都有。然而，牙痛毕竟不要命，等消了肿，到医院拔掉就是了。于是上班的最后十多年里，陆陆续续地把两边的后槽牙处理的差不多了。退休后戒了烟，喝酒也少了，剩下的牙齿们反倒相安无事，消停了许多。
这次要去拔的这颗牙，是三年前开始闹事的。当时，我照惯例去医院拔它，谁知遇到一个很负责的女医生，姓孙，告诉我：“自己的牙，能不拔，一定不要拔！”修，补，杀菌，消炎，处理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又带着这颗牙回了家。
一年后，此牙又发炎，再去找这个女大夫，依旧不主张拔，又处理了将近一个小时。这颗牙又正常使用了一年多。孙医生话很少，我相信就是让她看一百回病，她也记不住我，她眼里只有牙。
今天到医院，才知道孙医生休假，接诊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男医生，姓杨。
杨大夫很爱说话，有些“贫”，看看我的这颗牙，说：“这次是真不行了，没有保留价值了。”又对我说：“你知道吗，在欧洲拔一颗牙要多少钱？一千欧元！咱们这儿倒好，收费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标准，想提价，上头就是不批。我操，大夫也是人，也要吃，要喝，要买房。”
我说：“等提到欧洲的价格，要是医保不报销，我就不来医院，在家里，自己拔。”
他笑了：“你自己怎么拔？”
“拿绳子拴上，让老婆孩子硬薅！”
他大笑：“好主意！今天咱们就硬薅？别打麻药？”他一边说，一边拿起个拔牙钳子在我脸前晃。
“别别别，您这不是还没提价嘛。”
“其实也没事儿，关键是要快，没等你觉得疼，就完事儿了。”
杨大夫详细问了我的心脏血压情况后，又测了我的脉搏，开始打麻药针。一针麻药，扎了三处，我记得过去的经历是只扎一处，最多两处。
等待麻药生效的时间，我问：“在咱们医院种牙，多少钱一颗？”我在走廊里看到种牙的广告，于是随便问问。“一万二，关键是材料贵。我们医院还是便宜的，上海，四万一颗。”他看了看我嘴里，“你得种六颗。”我说：“好家伙，要是种满口牙，赶上买房的价钱了。”“不至于，现在三环外都上五万了。”“问题你说的是一平米，嘴里才多大地儿？”杨医生大笑。
拔牙的时候，有两个年轻医生围过来看，杨边拔边讲，很快就拔完了。这次拔牙几乎没出什么血。我心情很好。我的牙根比较深，每次拔牙都很费力，有一次，流血不止，还打了止血针。
他把那颗长着三个根的废牙举给我看：“怎么着，留着做个纪念？我留着也没用。”
我摇头。结完账，把收据送回给杨大夫。杨掂了掂收据，说：“看看，一百多块，还不够一顿饭钱。”接着给我详细讲了回家后的注意事项。
我嘴里咬着纱布，“呜呜”地答应着。最后说：“嘻嘻（谢谢）！唧唧（再见）！”
出了医院大门，在路边，我拐进一家小商店，买了十块钱的彩票。要是中了五百万，我就找杨大夫去种牙，能种多少种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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