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好处
老牛在我们这一伙“练功”的老头老太太里，是除了陈师傅之外，功夫最好的，身份介于师徒之间。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叫他“二师父”。他听了，挺高兴。
老牛本是郊区的农民，从小没了父亲，十几岁就休了学在大队干活，赶马车，挣工分养活自己和母亲，供妹妹上学。后来首钢占了他们村的地，农转非，成了工人，十年前退休，每月拿两千多块的退休金。
退休后，老牛几乎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练功。一早起床，打拳，练兵器；上午到公园练太极；下午在小区里站桩；晚饭后，打拳。算起来一天要练四回，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功。他说：“没事儿，练呗。干别的？不会，也没兴趣。我不爱看电视，都是假的，哪有工夫听他瞎嘞嘞！”
老牛的脾气有些“牛”，一般不会主动找人聊天。早晨见面，说一句：“来了？”接着就扭过脸去。见他没有聊天的意思，我回一句“来了。”就不再说话。
不过，别人聊天，老牛也会插嘴。
老高聊佛和道，老牛说：“信那个！和尚和道士全他妈是懒蛋！二流子！不干活，骗饭吃！”
老孙聊政治，老牛说：“你扯那些干什么，你管得了吗？自古以来，官是官民是民，你托生成老百姓，就过你老百姓的日子就是了！”
老高和老孙都走开了。
我问老牛：“您信什么？”“信什么？信命！信吃饱了不饿！我从小就知道，要想吃饭，你就得干活，我就信这个。什么这教那教，都是瞎掰！”
有时候老牛也会聊聊家务事，听来听去，我大致听明白了：老牛的老伴儿是“笨蛋”，老牛对她很有意见，两口子经常吵架。
段姓老太太劝老牛：“老娘们都爱唠叨，你装听不见就算完了。你一个大老爷们，跟她吵什么劲儿！”
“唠叨？要光是唠叨我能跟她吵吗？你瞅她办那些事儿，正常人有那么办的吗？你说她两句，拧着脖子和你吵。错了，还不虚心！”
有一回吵是因为做饭。“我真不稀得说她，是个女人也比她强。做的那是什么？猪狗食！西红柿炒鸡蛋，她加酱油！黑不呼呼就端上来了。当闺女的时候家里穷，天天贴玉米饼子熬白菜，不会炒菜，那不能怪她。改革开放好几十年了，生活好了，还不会？不会，你学呀。说她，还不爱听。”
老段说：“她不会，你干呀？”
“还别说，我做的就是比她好！家来人，全是我掌勺。全是我做，要她干什么呀？”
还有一回吵是因为钥匙。“早起推着孙子出去，把钥匙给孙子玩，得，一会儿就找不着了。我说她，还跟我吵：‘他要！’他要你就给啊？钥匙是给孩子玩的东西？你看，我的钥匙多会儿都放在书包里。中午回去还得换门锁，谁知道是谁捡了去了！”
上个月又吵了。这回是因为信仰。老牛老伴儿不知道怎么就认识了一群信耶稣的，隔三岔五就到一户人家听“讲经”。
老牛不愿意：“信那个干啥？管吃呀还是管喝？白耽误工夫！我跟她说了，你什么也别信，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完了。她说：‘人活着就应该有个信仰，不然死了以后上不了天堂。’我说：‘谁知道天堂在哪儿呢？信来信去别信了邪教！’她跟我犟：‘这个和法轮功不一样！’哼，等着瞧吧，那会儿练法轮功的一开始都是为了强身健体，得病不吃药，最后怎么着？”
昨天，老牛到公园来，一边压腿，一边两眼看天，好像在琢磨什么。
老段逗老牛：“老牛，你老伴儿又和你吵架了？”
老牛乐了：“怎么说话哪？你盼着我们吵啊！嘿，你说也真邪性，半个多月了，脾气好着哪，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对她说：‘这是什么意思？天天吵，你这不吵了，我还真有点儿不适应。’你猜她说什么？‘《圣经》上说了，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变的。我就是你的肋骨。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和你吵了。’你别说，这信仰还真有点儿好处。我说：‘得！闲着也是闲着，以后想去“听经”就听去吧，我也不管了。’能不跟我吵，比什么都强，至于上了上不了天堂，另一说！”
大伙都笑了。
选自
自费出版一书
白蕾和安娜
两个月之前的一天，早晨照例到公园去锻炼，到了地方，看见陈师傅正在指导一个外国女子站桩，几个“练友”站在旁边看。我不喜欢凑热闹，也不善和陌生人接触，就自己站在几十米外单独活动。
一会儿，湖南益阳的老任走了过来，告诉我，来了个法国女人，中国名字叫“白来”。
我纳闷，怎么叫这么个名字？既然知道白来，还来干什么?
第二天，白来又来了，看见我，微笑着打招呼：“您好！”
“您好！”我说，“你的汉语讲得很好。”
她笑了，说：“一般吧。”还是有外国人说中国话那种有些生硬的口音，但是很好懂。
我指着老任说：“他说你的中国名字叫‘白来’，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
她笑着连连摇头：“不是不是，不是‘白来’，是‘白蕾’。”
“花蕾的蕾？”
“对对。”
众人大笑。
我对老任说：“你这个‘胡拦’佬表，说话比法国人还难懂。”老任还狡辩：“我说的就是‘白来’嘛，‘花来’的‘来’。”
白蕾三十岁上下，自然，是我估计。瘦高个，腿和手臂都很长，亚麻色头发，皮肤白皙，高鼻梁，眼睛深陷，由于眼睫毛密，她又常眯着眼，看不出眼珠是什么颜色，估计是黑色或深蓝。她的相貌说不上漂亮，可是很端正。衣着也很朴素。
白蕾是个性格沉静的人，话不多，除了见面打招呼，一般不会主动找人聊天或打听什么。所以大家也就很少找她聊，惟有老任常凑过去说话。说些什么，不知道。
然而，渐渐地大家也就知道了，白蕾的丈夫是出生在法国的意大利人，是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白蕾自己在城里一家单位工作，具体做什么，她没有说。一家人住在离雕塑公园很近的“国广公寓”,所以双休日她可以来这里锻炼。
白蕾说她小时候摔过一跤，头撞在石头上，当时昏过去了，现在还有时候头疼、头晕，陈师傅给她“调”（调整的意思）过以后，好多了。
陈师傅很乐意教白蕾。他说白蕾听，点头，很少问。可是我疑心陈师傅讲“关元放松，委中放松，涌泉放松”之类，她是否真听懂了，或者知道这些穴位的具体位置。
老牛对陈师傅的热心有些反感，对我说：“你跟她说这些她能听懂吗？纯粹是瞎耽误工夫！一个礼拜来两个半天，能练出什么来？老陈是个好人，可有时候……嗐，我这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白蕾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有时候用婴儿车推着来。小家伙皮肤极其白嫩，两只大眼睛乌黑闪亮，真是可爱。难得的是这孩子非常安静，一个多小时，自己一个人躺在婴儿车里，很少哭闹。练功的老太太们抱，也不认生。
有一次我过去看这个孩子，小家伙静静地躺在那里，就像是在思考什么。我对白蕾说：“你儿子将来会是一个思想家，你好好培养他，说不定会是萨特一样的人物。”
白蕾笑了，说：“你们中国人喜欢萨特吗？”
我告诉她，上世纪八十年代，萨特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非常大，许多大学生把他看作精神领袖。现在，关心他的人已经不多了，可是影响依然存在。
“你认为萨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喜欢他吗？”
“说不上喜欢，但是很佩服，也很尊重。不过，他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很难接受。”
她点点头，说：“上学时我们读过他的书。”她眯起眼睛看着远处，好像在回忆什么，轻声说：“我应该重读一下萨特。”
显然，由于我对萨特的一知半解，也由于白蕾的汉语水平，我们在这个话题上很难深入讨论下去。
我问：“你喜欢你们现在的总统吗？”她撇了撇嘴，耸了耸肩，摊开两手说：“你知道，法国现在经济很不好，经济不好，谁当总统都一样。法国人不关心政治。”
有一次国防大学的杨教授说起了朝鲜，白蕾说，她去年去过一次朝鲜。杨问：“你觉得朝鲜怎么样？”
“什么东西也没有。也没有人敢和你说话。”
老钱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也就是那样。要是那时候，咱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聊天。”
白蕾点头，忽然说：“你们应该和日本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朝鲜，不然朝鲜一旦有了核武器，会把中国和日本都毁掉的！”
杨教授说：“不会的，朝鲜没有那个能力，它也就是嘴硬，咋呼得厉害。离开中国，他们连饭都吃不上。”
老钱说：“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恰恰是日本，你知道吗，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可没少干坏事！”
白蕾说：“那都过去了。现在你们中国不放过日本。我们家在法国西部，离德国只有十几公里，我们和德国人每天都来往，大家都一样。”
我说：“不是我们不放过日本，而是他们不断地伤害我们。如果德国人否认奥斯维辛集中营，你们是什么感受？如果默克尔参拜，或者祭奠希特勒，你们法国人会接受吗？”
“默克尔？”白蕾一脸茫然。“不关心政治”的她或许并不知道默克尔是谁，那么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类的事情就更不会知道了。
我心里有些沉重。我想，对于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慰安妇的存在，以及日本首相参拜靖神社，我们中国人十分愤慨，甚至是悲愤，可是在许多西方人看来，很可能是中国人心胸狭隘，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过日本。
在他们看来，当前世界最大的危险是几个所谓“流氓国家”掌握核武器，而不是对已经过去的二战历史的看法。
杨教授岔开话题，问：“白蕾，你想家吗？”
“家？”她好像还没回过神来。
“想你的爸爸妈妈吗？”
“不想。”她语气的干脆让我有些意外。她笑了笑，说：“我想我的屋子，还有那棵树。”
她见我们有些疑惑，就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树说：“树，一棵大树。”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都有着不为别人了解的故事。
老钱问：“你准备在中国待多久？”
“三四年吧。有机会就会回去。”
我说：“孩子的教育是个问题。”
“当然，教育也是个问题。北京虽然很好，但这里不是我们的国家。”
半个月前，白蕾又引来一个外国女子向陈师傅“请教”。
这个女子年龄、相貌都很接近白蕾，但是个子很高，一米八以上，也很壮实。我们原来以为是白蕾的妹妹。一问，才知道是她的朋友，捷克人，现在是国际广播电台的捷克语编辑，叫安娜。
安娜很文静，和别人说话轻声细语，脸上是羞涩的微笑。这让大家觉得有些意外，似乎和人们心目中的白人女性有区别，更何况她那那高大的身材。
安娜下午上班，所以几乎每天上午都到公园来。悄悄地来了，走到陈师傅身边。经常一个上午也听不见她说一句话。离开，也是悄悄地，如果恰巧从你身边走过，也会羞涩地一笑，轻轻摆摆手，说：“拜拜！”
上个星期天，我去公园，发现陈师傅身边除了安娜，又多了一个外国人，男的。
我问推着婴儿车的白蕾，她说，是她的朋友，也是法国人，三十岁，过去也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是记者，现在离开了，住在天坛附近。
法国男子个子不高，不会超过一米七，高鼻梁，额头宽阔，相貌很端正，皮肤白，但由于胡须重，虽刮得很干净，两颊和下巴还是作铁青色。头发是深亚麻色，长而乱，有些“嬉皮”。上身穿休闲帽衫，下面可是灯笼裤，脚上是一双黑色薄底的练功鞋。打扮上像是“练家子”。 他说他练过两年太极拳，功夫怎样，不知道，但是抬腿投足，看得出非常灵活。
法国男子神情温和。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像某一部好莱坞电影中的某一反面角色。什么片子？哪个角色？想不起来了。
跟法国男子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中国妻子，说是宁波人。那女子也就二十刚出头的样子，身材窈窕，面容姣好，放在出美女的江浙，也是美女中的上品。不知道法国佬是怎么把她搞到手的。
老牛有些不高兴：“这算怎么回事儿？过两天，这儿外国人比中国人还多了，成了联合国了！”
法国男子只来了一回，再也没见着；白蕾只在双休日来；只有安娜每天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离开。
选自
自费出版网
酒瘾·酒虫·酒品
这几个月的《南方周末》，几乎每一期都有半个版面是关于郎酒的内容，有照片，有文字，自然，属于广告。此广告与别的广告不同：文字都是由著名作家所作散文或散文诗，我记得的就有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阿来、刘醒龙，这一期是余华。
请大作家来做广告，很有创意，估计厂家投入不会太少。这一干文人们，免费旅游，喝足了“红花郎”“蓝花郎”，估计也还会包个红包，乘着酒兴，写个千把字，不算什么。无非是二郎镇天造地设的好地方，水好，山好，藏酒洞好。落在酒上，则是柔和，回味绵长，美妙无比之类。
广告的效果怎么样？不知道。至少就我的读后感，没有产生想买郎酒喝的欲望。实在说，酒这种东西要靠亲口喝，也就是亲自品尝才知道好坏，靠嘴说，无法让人想象出酒的味道。李白写酒的诗篇很多，有哪位善饮者能从诗中读出酒的具体味道？清香型？酱香型？其实李白喝的大约就是米酒，也就是醪糟。这还是说会喝酒的。对于滴酒不沾的人，莫言等人的描写更是无异于对牛弹琴。对于人类味觉和嗅觉的具体感受，文字描写是相当笨拙的。谁不信，就试着描写一下茉莉花和栀子花香气的不同，描述一下龙井和碧螺春味道的差别。
我喝酒自然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更与到草原上插队有关。草原上生活单调至极，多数时间也不忙。相对来说，那些年的收入也好于农业区。牧民们多数嗜酒，有些人简直就是货真价实的“酒鬼”——醒着的时候少，醉着的时候多。知青接受牧民的“再教育”多数也就都学会了喝酒。我一开始是跟着起哄，也有麻醉自己混日子的意思，久而久之，也就有了瘾。回城后，教书为生，这种职业不适合常喝酒，而且社交场合也少，公款喝酒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除了寒暑假，一般也就是周末喝个二三两。茅台五粮液肯定喝不起，也就是二锅头。
退休后蹲在家里，有闲，退休金不高，二锅头还喝得起。然而，“服不住”酒，有酒瘾，没酒量了。正如内蒙古人所说：“有牙的时候没有花生米，现在有花生米，没牙了。”
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能让人上瘾的都是苦、辣、麻、涩的东西，如烟、酒、茶、咖啡等？鸦片、大麻、海洛因之类我没试过，估计也不会是香的、甜的。香甜类的东西虽然也让人喜欢，但却不会上瘾，就是新疆人，也没听说谁离了哈密瓜、葡萄干就难受。小孩子爱吃糖，不吃也就不吃了，没听说需要“戒”。
有人说，抽烟喝酒的人，没出息，犯了瘾，脸皮就厚了。这是实话。抽烟人临时断了供，坐立不安，满地转着找烟头不是什么稀罕事。我在牧区，认识一个东北人，懂日语，据说当年给日本鬼子当过翻译官。此人嗜酒如命，偏偏那年月是个既缺酒又缺钱的年代。缺钱，他就去借，全大队都借遍了。最后一分钱也借不出来了。他老婆人很好，怕他喝死，替他还完账，叮嘱所有的人都不要借给他钱。他万般无奈，编谎话到兽医站讨要出医用酒精兑上水喝。此公为人很正派，除了嗜酒，为人处世都很好，上了酒瘾向别人借钱时也是一脸的惭愧。
有酒瘾的人，未必就有酒量。不少人几天不喝就难受，可喝不了二两就醉了。对于多数人，酒量是能“练”出来的，不过也与身体、年龄有关；许多年轻时海量之人，到了晚年也是沾酒就醉了。自然，也有人身体酒精过敏，天生就不能喝，是为“天戒”。《三国演义》里就写到张飞喝了酒，硬逼一个“天戒”的部下也喝，最后把人家逼反，丢了徐州。
我见过酒量最大的人是一个可以说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还在牧区插队，一天下午，住进白云鄂博的国营旅店，准备第二天一早坐火车回包头。房间里有两张床，刚入住时就我一人。天快黑时，又来了一位，高大魁梧，皮大衣，高腰马靴，四十多岁，一看就是蒙古族。他坐下和我寒暄几句，说他也是第二天赶火车。此人容貌彪悍，但言辞和神态很温和，汉语说的很好，几乎听不出有蒙古族特有的口音。他从提包里取出一瓶酒，当时内蒙古非常有名的包头产的骆驼牌二锅头，六十二度，用牙咬开瓶盖，递过来，说：“你喝一点？”
我连连摆手：“谢谢，谢谢！我不会喝。”
他嘴对着瓶口，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喝下去半瓶子。又笑着对我说：“不用客气，喝一点嘛！”
我说：“不客气，真不会喝。”我心想，这种喝法，谁能是你的对手？
他又是嘴对着瓶口，一仰脖子，咕嘟咕嘟，把剩下的半瓶子喝光，然后，把瓶子放在床底下。站起来，笑一笑，对我说：“你坐着，我出去办点事。”
说实话，我看得有些傻了。在草原上，酒量大的人我也见过不少，可是这样片刻之间喝下一斤烈酒的主还是第一次见。我心想这还要去办事？别醉倒在人家家里。
晚上刚躺下，听见门响，我忙闭上眼睛，假装已经睡着。一来不想再寒暄，二来怕他喝醉了啰嗦个没完，甚至闹事。谁知他进门后，轻轻关上门，蹑手蹑脚，脚步声非常小。我眯缝着眼睛偷看，只见他静静地坐在床边，掏出一支烟点着了吸。吸完，又从提包里摸出一瓶酒来，咬开，一仰脖子，半瓶；又一仰脖子，喝光。喝完，轻轻地把空酒瓶放在床下。自言自语地说了句：“睡觉。”接着铺床，脱马靴，脱衣服，几乎没有一点声响。睡下后，不一会儿，鼾声响起。
我的心怦怦直跳，心想这个样子明天早晨还能爬起来？火车是六点钟开，五点就得起床！误了车，就只能再住一天。想着想着，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五点醒来，发现屋里只剩我一个人。那位房客已经走了，我居然没听到一点动静！他的床铺已经叠好，床下，那两个空酒瓶子静静地立着。
《聊斋志异》里有一篇《酒虫》，说某人嗜酒，从来不醉，是因为腹内有“酒虫”，被和尚诱出，“自是恶酒如仇”。
看来这位蒙古汉子肚子里就有“酒虫”。
当然，此人只是酒量惊人，是人们常说的“能喝”，还不是如周作人所说的“会喝”。
记得周作人说过，中国人会喝茶，细细品，慢慢饮，一般也不搭配什么食物。尤其是老派的文化人，饮茶不仅讲究茶叶，还讲究水、茶具，甚至饮茶的环境，似乎喝的不是茶，是文化，是心境。看看《红楼梦》里妙玉饮茶，也就大略明白。西洋人喝茶又是加糖，又是加奶，还要吃点心，土老帽！可是中国人不会喝酒，多数人喝酒没有“品”，要么狂饮买醉，要么喝酒是为了吃菜。餐桌上，酒只有一种，下酒菜却是鸡鸭鱼肉满满一大桌子。猜拳行令，你敬我劝，乱哄哄，结果是人人都受罪。西洋人平时是“干喝”，如中国人喝茶，细品。宴会上喝酒，仪式感很强，什么酒配什么菜，什么时候喝什么酒，有一大套讲究。
当然也有例外。
余华的文章叫《两个酒故事》，第一个故事讲他在挪威奥斯陆喝酒的事；第二个讲在四川古蔺二郎镇参观喝酒的事。两个故事都很一般，倒是文章结尾搭配的一个小故事有些意思：
我想起小时候，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家的一个邻居，六十多岁，每周要喝一次白酒，一小杯白酒和一粒五香豆。他美滋滋地喝上一小口，舔一下五香豆，停顿一会儿，再美滋滋地喝上一小口，再舔一下五香豆。直到五香豆表皮的咸味没有了，他才仔细地吃上一点。只有一小杯白酒和一粒五香豆，这个老头可以享受两个多小时神仙般的生活。他脸上洋溢出来的不是酒醉的表情，而是陶醉的表情。
再想想这些年看到的一些人，嚎叫着把名贵的白酒和红酒像啤酒一样干杯。这些人应该去喝假酒。
此老者有酒瘾，但难得的是有“酒品”。“一些人”恐怕不但没有“酒品”，连“酒德”也没有。
附：
《聊斋志异·酒虫》
长山刘氏，体肥嗜饮，每独酌辄尽一瓮。负郭田三百亩，辄半种黍，而家豪富，不以饮为累也。一番僧见之，谓其身有异疾。刘答言：“无。”僧曰：“君饮尝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虫也。”刘愕然，便求医疗。曰：“易耳。”问：“需何药？”俱言不需。但令于日中俯卧，絷手足，去首半尺许置良酝一器。移时燥渴，思饮为极，酒香入鼻，馋火上炽，而苦不得饮。忽觉咽中暴痒，哇有物出，直堕酒中。解缚视之，赤肉长二寸许，蠕动如游鱼，口眼悉备。刘惊谢，酬以金，不受，但乞其虫。问：“将何用？”曰： “此酒之精，瓮中贮水，入虫搅之，即成佳酿。”刘使试之，果然。刘自是恶酒如仇。体渐瘦，家亦日贫，后饮食至不能给。
异史氏曰：“日尽一石，无损其富；不饮一斗，适以益贫。岂饮啄固有数乎哉？或言： ‘虫是刘之福，非刘之病，僧愚之以成其术。’然欤否欤？”
选择
自费出版流程
宁公网安备 6401060200077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