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在消失的笑声(子川)

　　又读到范小青的一个短篇《短信飞吧》(《作家》2012年4期)，如同她近期的短篇小说，这同样是一个“短篇不短”的小说。在故事层面，小说的人物关系一点也不复杂，普通机关两个副处长黎一平和坐在他对面的老魏，再就是副处以下一群似乎面目不清的机关工作人员，在小说中他(她)们的名字这样被提及：“大家都骂大鬼，大鬼就骂小玲，小玲骂老朱，老朱骂阿桂，阿桂骂谁谁谁，谁谁谁又骂谁谁谁……”小说的情节似乎也不复杂，黎一平终于熬成副处长，他和坐在他对面的老魏，两个老机关，先后从大统间熬进双人间。在机构重叠、冗员遍布、人浮于事的机关，“坐机关”差不多就是坐着熬时间的机关，尽管其间不乏“机关重重”的险恶，但这些普通坐机关的人，正如米沃什所言：“站在一个受盲目力量的行动所左右的机制面前，必须把他们的是与不是悬置在半空中。”

　　正所谓闲事生非。熬时间的机关里的人，在熬时间的日子里，就闲出一些是非。机关里有很多闲事。也不完全是闲事，比如一个组织部长的闲聊电话，一个可能系误发的与本单位一把手领导有关的暧昧短信，既是闲事，也是正事，或者说在现行机关中，闲事与正事，其关系有时甚至倒置。

　　普通工作人员的大统间有大统间的是与非，副处长的双人间有双人间的是与非。关于大统间与双人间，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过去在大统间里办公，那是许多眼睛的注视，但这许多眼睛的注视是交叉进行的，并不是许多眼睛都盯着你一个人，而是你盯他，他盯她，她又盯你，你又盯她，一片混乱；还有，这许多眼睛的盯住，大多不是非常直白的，而是似看非看，似是而非，移来转去，看谁都可以，不看谁也都可以，十分自由。”而进了双人间(当上副处长后)情况就不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如果没有什么打扰，连对方的呼吸都能听得清楚，更不要说对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从身体到思想，几乎无一处逃得出另一方锐利的眼睛和更加锐利的感觉。”

　　黎一平与老魏之间的是非，诱因来自于手机与手机短信。两个副处长，面对面两张办公桌，“因为空间小，距离近，你越是不想关注对方，对方的举止言行就越是要往你眼睛里撞，你又不能闭着眼睛上班，即使闭上眼睛，对方的声息也逃不出你的耳朵，即使在耳朵里塞上棉球，仍然笼罩着你的感官。”手机电话与手机短信，都是带提示音的，因此，对于两个想尽量保持安静、刻意想着不注意对方的人来说，这种提示音就成了很大的声音。

　　于是从无意中听对方通电话，到好意提醒对方有短信这些小事中，惹出的故事竟最终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比如黎一平因此有了点神经质，遇事宁可通话也不敢发短信，而老魏最后竟因此调离这个单位。这些似乎都是闲出来的“事”，生出的却不是一般的“非”。

　　事实上，故事层面的内容，并不是小说的全部，如果不是停留在对小说的浅阅读上，人们会发现，小说所选取的生活细节，既是常见的一种生活真实，也是超生活体验的另一种真实。所谓超验是生活细节在小说中被放大，比如手机短信飞来飞去对生活的影响作用，又比如两个副处长面面相觑时的紧张与焦虑，都是呈现于放大镜中的略带变形的另一种真实。甚至小说标题《短信飞吧》，也有意无意放大了一种无奈的情绪。毫无疑问，作者选取这样的内容并加以放大、强调，是为了更尖锐地(而不是像小说文本所采取的温和的叙说方式)揭示，在人们习见并为之麻木因而无动于衷的生活现场，我们的生存有着至少两个层面的悖谬。一是现代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已经扭曲甚至完全颠倒科技应用服务于发明者的初衷。手机作为现代通讯手段，得到广泛应用，已成为现代人交流、交际的主要工具，尽管它只是现代科技应用于现代生活的一个极小的侧面。通过小说，人们可以看出，这些人们试图用来改变客观世界且方便自己生活的现代科技手段，正在异化成影响现代人生存质量的一种他在。放眼世界，不同政治制度都在强调的现代科技文明，已某种程度上构成对真正文明的危害。大到可能毁灭地球的核武器，小到城市车辆排放的废气，人们正由对科学崇拜进而发展成被科技奴役，最终还极有可能被科技所毁灭。再看我们，自从上世纪初的文化启蒙运动始，“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100年下来，“德先生”贵体无恙乎？且不说。而“赛先生”的表现，单从环境污染、能源消耗这些小的方面来看，就着实的不敢恭维。更何况，这一切，仍以一种现在进行时在延续，小说的结尾这样写，“新来的副处长正要说话，黎一平搁在办公室桌上的手机响了，新来的副处长说，黎处长，你的手机响了，只响了一下，是短信吧。”

　　再就是有一种基于体制设置上的荒谬，潜伏于我们具体生存的全程，在消解生命的价值。即如前面所说的渗透于机关的闲与闲是生非。也许有人会说，这不对，机关也很忙的呀，无数的学习、统一思想，甚至工人做工，农民种地，等等等等，不都是由机关来主持操办的吗？是也不是。回望一个人的生命史，几十年中，一会批这个，学那个，一会批那个，学这个，一套一套，煞有介事，尽管在逻辑层面，许多事竟前后矛盾甚至不可调和。这样几十年下来，去看一个人前前后后、反反复复、轰轰烈烈的生命，像不像一个正在消失的笑声？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主持操办这些事情的机关，闲一点忙一点，又到底能改变什么呢？

　　显而易见，生活中的人们早已麻木，不再去想这个那个问题，他们随波逐流地活着，他们不管不顾地活着。可作家不能，尤其是优秀的作家！我因此想起西蒙娜·薇依致《南方手册》编辑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我相信，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时期的作家们，需要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我这样说，不只是指法国的失败，我们时代的种种不幸，涉及面要广得多。”

　　她在说时代的种种不幸，作家不能无动于衷，因为“作家们按其天职，应是一种现已失去的宝物的守护者。”当科技应用扭曲了生存的本旨，当人们被体制缺陷这头怪物无情吞噬，作家应当有一种警觉与责任。因而，生存的各种悖谬与体制上的种种荒谬，真正的作家都不应当无视它们，更不应当卷在从众随俗甚至媚俗的潮流中无所事事。

　　自然，小说不是论文，它不需要论述这些道理，但它提练出来的生活现象，却具有一种张力，让人由小见大，联想到许多东西，引人深思并促人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