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警卫员后，我住进了北京地安门六铺炕安德里北街某部黄寺大院，住进大院里旁边有一个水塘的一栋三层红砖小楼，住进了陌生的首长家里。
咋就干这个
首长的警卫参谋姓胡，名宗德，是四川南充地区南部县人。经赵阿姨介绍，听说胡参谋也是四川人马上就产生一种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他乡遇老乡的亲切感。
看到胡参谋我突然想起新兵营结束分配时，何二娃分到的单位是汽车教导队，也在黄寺大院内，我觉得这下我有伴儿了。
看得出胡参谋见我也很开心。他热心而又细心地给我交代了日常工作任务和注意事项。
他说：“欢迎小石。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我负责首长的安全。日常还要注意打扫首长卧室和办公室卫生，与司机一起接送首长上下班。明天开始我先带你干几天，然后你就自己干。”并说：“保卫部警卫队还可能安排你参加警卫技能和卫生急救知识训练。”
我心想，做警卫工作负责首长安全进行警卫技能训练是应该的，也能理解和必须的，可要进行卫生急救知识训练我就不大理解了。
更不能理解的是咋个要求要照顾首长的起居、打扫卧室和办公室卫生，这是公务员干的活，不应该是警卫员干的事吧？
我不是来当警卫员的吗？当警卫员往首长身后一站，那多神气、多威风呀，起码也有种狐假虎威的感觉，怎么来干家务活了呢？在家都是母亲和姐姐照顾我，现在要我来伺候别人，我有点想不明白。
胡参谋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从关心的角度对我说：“首长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处处要注意，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另外，于细微处见精神。嘴要笨，手要勤。要取得首长和家人的理解和信任，就要从家里的琐碎小事干起，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都要以首长为中心，首长休息了你不能完全休息，首长不休息，你绝对不能休息，要随叫随到。此外，到了办公室要立即擦桌椅、扫地面、打开水、送报纸等，一件也不能漏了。总之，不能怕脏怕苦怕累，勤奋踏实地工作，这样一定能获得首长和组织的好评。”
我嘴上哦、哦、哦地应承着，心里却在想，当警卫员真麻烦，也太难了。除了负责首长安全，还要做这么多琐碎杂事，我不免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想法。可转念又想，我是首长和夫人亲自挑选的，已经来了，就没有退路，只能干下去。搞不好被退回去了就有负文工团领导的信任，说起来也丢不起这人。
于是，我硬着头皮，按胡参谋的交代，开始了自己的警卫生涯。
晚上，胡参谋又带我认识了首长司机张东根、厨师老朱、保健医生杜红等。
之后，胡参谋叫小张开车，我们三人从部队大院到某部的办公大院去熟悉首长上下班的几条路线。胡参谋还在车上指导我说，首长在车上时，行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几种突发情况及处置方式。
我一一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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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随首长去某部大院上班，首长比较严肃，一路无话，我的心里一路紧张。到了办公室，某部保卫部蔡部长和某部办公厅方副秘书长、警卫队马队长代表组织找我算是集体谈话，提出了要求后，马队长又单独给我交代了具体任务。
马队长是山东威海人，帅气高大，长着一张高仓健式的脸，看上去冷峻而孔武。他特别强调警卫的第一责任是确保首长安全，关键时刻要敢于冲上去、顶上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用胸膛为首长挡子弹。
最后，马队长说：“小石呀，你刚入伍，警卫工作要求比较高，不仅要有聪明的头脑、敏锐的反应力，还要有强健的体魄和保卫首长所必须具备的处置突发事件的军事和武术基本功，能够熟练地使用枪械。为此，下周安排你去西山的红山口八一射击场集训一个月，主要练练擒拿格斗和手枪射击等基本功。集训结束后，每周还要拿出一天，主要是周六继续到八一射击场就这些科目作反复训练，平时还要学习《警卫条例》。
我的妈妈呀，这么多事？我一脑袋的蒙。看来，这警卫员不是那么好当的，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神气活现。
红楼学医萌发新志向
一个月的警卫基本功学习结束后，本以为这下可以安心下来做自己的警卫工作了，可新的学习任务又来了。
回来没几天，胡参谋又通知我，经保健医生杜红提议，首长批准，要我每天下午到“红楼”学习两个小时的医学知识，共学三个月，主要学习一般病理和急救方面的知识。
接到通知，我心里“唉呀”起来。怎么过去过来都是学习，何时是个头？
我问胡参谋：“‘红楼’是干什么的？在什么地方？”
胡参谋微微一笑说：“‘红楼’是别称，那个楼里就是某部门诊部所在地呀。”
我应道：“哦，这个地方倒是不远。”
门诊部确实不远，与首长家都在一个大院内，走着去大约十来分钟就能到了。
报到时我发现，某部门诊部是一个三层砖木结构的老楼，从楼顶到楼底其外墙通体用都用红瓦红砖建成，楼内的木地板也全涂了暗红色油漆。我想，大家都叫它“红楼”，可能因为这个楼里外都是红色的缘故。
据说，“红楼”曾是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公馆，后为国民党占有，抗战后又为傅作义华北“剿总”占据。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接管了这些房产，某部门诊部就设在楼中。
接待我的是门诊部护士长吴蕊芳，看上去四十岁左右，大眼睛，瓜子脸，皮肤很白，典型的美人胚子。
吴护士长热情大方，先带我见了门诊部徐主任、卢政治协助员和王副主任。然后，她又带着我一层楼、一层楼，一个科室、一个科室地熟悉门诊部的环境，凡碰到的人又都一一给我作了介绍。
最后到护士站时，吴护士长向我介绍了那里的护士。其中一个长得十分秀气的护士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叫石丽，爱人是空军某政委的秘书。石丽笑起来很迷人，两只眼睛像豌豆角那样眯眯的，见面就显得十分热情，给人一种大姐姐一样的亲切感。
后来，我在门诊部学习期间，她和她爱人给了我许多的帮助，她还多次邀请我去她家吃饺子，逢时过节她也会邀请我去她家过，我同她爱人唐安军熟悉起来，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唐秘书是大才子，写得一手好文章，我常看他写的文章，对我影响很大。他见我有兴趣就常给我讲解如何写领导讲话、工作报告等，让我受益匪浅。后来，我成了她家常客，几乎把他们家当成了自己的家。
为方便学习，门诊部还给我安排了中午的休息室。进休息室时，开门的卫生员是与我同批入伍的兵小刘，我们在新兵营就认识，我俩同处一室，自然分外亲近。
期间，经小刘热心联络，我们同批入伍在某部大院工作的几个同乡，包括何二娃，我们联系上后，偶尔在一起“打平伙”（各自拿些吃的凑在一起聚会）。特别是在某部大院食堂工作的三个老乡贡献最多，他们经常利用“职务之便”，拿些好吃的出来，我们一起改善改善伙食。
我在门诊部的学习是从急救基本知识开始的，以心脏复苏和脑溢血的急救方法为主，还学了牙科。
后来才知道首长年龄大了，这些基础病或多或少都存在。
不知什么缘由，我对牙科特别感兴趣，只要首长那里没有紧急的工作，我就成天地泡在门诊部口腔科。
我拜第四军医大学口腔系毕业的何一峰、季光荣和日本留学回来的唐俊饶三人为师，学镶牙、学治口腔疾病。
口腔科的杨主任是四川人，虽已六十来岁年龄了，但精神矍铄。由于她医德好、医术高，特别是为人和善，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杨老太太”。杨老太太见我对口腔医学兴趣大，特意叫性格和技术都比较好的医师何一峰专门带我。
从此以后，我专心致志开始学习有关口腔疾病治疗的基本知识。
先学治牙周炎、拔牙，然后学镶牙。有关口腔疾病的诊断、治疗的基本方法我基本搞得比较清楚。
那时，住在部队大院的老红军、老革命比较多，且大多年老体弱，患牙病的十之八九。因此，这项工作在门诊部十分走俏。
我的治牙医术突飞猛进，两个月就可“放单飞”，独立地治疗一些简单牙病，而且效果得到一些老革命、老首长的认可。他们还以为我是刚从军医学院毕业分来的医生。
杨老太太每次听到老同志、老领导们对我的赞扬，她都高兴得合不拢嘴。口腔科的医生都开玩笑，让我留在这里，好好当牙医算了，别当什么警卫员了。
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可我是个兵，必须服从组织安排。而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早晚得退伍，不可能在部队长久干下去。
师傅何一峰见我对牙科有些痴迷，他建议我考军校，重点报考第四军医大学口腔系。他说，第四军医大学口腔系全国有名，学出来的医生各大医院都喜欢。
可是，我想，我初中都未毕业，考军校要考高中课程，我那里会呀。
他说，可以自学呀！门诊部好几个同志都在自学，有的还自费出去上夜校呢。
“上夜校？”这倒是个思路。
要想有所出息，长久在部队干下去，就必须有一技之长，就必须考军校，要考军校就要学好文化课。
不管怎么说，在师傅何一峰的启发下，我脑海里萌动了考军校的念头，也更明确了自己奋斗的方向。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重新背上小时候母亲为我缝制的那个小书包，欢快地上学去……
上夜校是玩命的买卖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与首长一家相处十分融洽，加上阿姨也姓赵，很快他们把我当成家人看待。
一次，陪首长在院子里散步聊天，见首长兴致比较高，我就大胆提出了去上夜校，补习文化课的想法。真正提出来的时候又比较胆怯，生怕首长认为我不安心工作，这山望着那山高。
首长停下脚步用严肃的眼神看着我说：“小石呀，刚才你说的想法是认真的吗？”
我怯生生地鼓起勇气说：“报告首长，是认真的，但请首长放心，我上夜校，不影响工作的！”
可没想到，首长拍了拍我的肩也挺认真地说：“很好，这个想法很好，我同意。”
“可你怎么学呢？”首长又问。
我说：“听门诊部的同志说可自费上夜校。如果您同意，我就想去上夜校。”
首长想了想说：“我看，不用急，想学的也许不只你一人，我考虑一下。”
首长同意我上夜校学习了，还考虑什么呢？我有些不解，只好耐心地等待首长回话。
过了一周，首长的秘书谢秉和通知我，让我每晚七点到地安门旧鼓楼大街的东城区职工业余学校上夜校，每次上三个小时课，说有老师专门为我们上数、理、化和语文、政治和外语课。
我问谢秘书：“谁替我联系的？上夜校学费要多少？学多久？”
谢秘书说：“你们真有福气，是首长亲自出面协调的。他叫干部部门与地方联系，专门为在我部工作，有一定文化基础，又想考军校的士兵办的这个文化补习班。学费三分之二由部队出，个人出三分之一，学时正好一年，到明年六月份可报名参加全军军校统考。”听到这儿我太高兴了，觉得首长实在太好了，这么善于关心士兵。
从办公室接首长回家的路上，我向首长报告了谢秘书通知我上夜校的事，特意向首长表示了感谢。
首长仍然很严肃地对我说：“去了一定要好好学，抓紧把文化补上去。毛主席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把文化学好了才能更好地为部队服务，为人民服务，才是有出息的军人。”
我小鸡啄米般一个劲儿地点头，真诚地发自内心地感激领导。
从那以后，一下班我就去夜校上课，风雨无阻。
国庆节后，北京的天很快冷下来。
从黄寺某部到东城区职工业余学校路程不算远，大约五公里左右，骑自行车去比较方便。赵阿姨叫女儿甘琳把她的自行车借给我骑去上夜校。与其说是借，不如说是送。从那以后，那辆自行车就成了我的专车，我天天骑着它去上夜校。
进入十一月份，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冷，一出门就冻得直哆嗦。穿得再厚，骑着自行车顶风而行，强劲的风吹得人直打寒战。特别难受的是风刮到脸上，疼得就像刀割一样，手上戴着手套也无济于事，照样冻得生疼，而且浑身上下冻得没一个自在的地方。同时，冬季常下雪，路上往往会结冰，刚到北方在雪地上骑车还不习惯，常因打滑而摔跤，有时摔得鼻青脸肿的，这上夜校就给玩儿命似的。
每次去上课，我都得咬紧牙关，冒着极度的寒冷，背上军用挎包，把中学课本和笔记本、笔放在包里，再放一、两个面包。同时，背上一军用水壶的热水，以便晚上饿了充饥。
可每次到学校时，面包没法直接吃，短短一段路面包就被冻得像砖头一样硬，敲在桌子上砰、砰直响，每次都要放到教室里取暖的煤球炉旁边烤热、烤软了才能吃。面包就水充饥也是一种充实的快乐。
一个冬天下来，满脸冻得起了口子，手、脚和耳朵起了冻疮，温度高时发痒，温度适中时疼，温度低时发木。
为此，何二娃曾多次劝我。他说，冬天太冷，不一定每晚都去上夜校，时不时去一下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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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行呀，明年想参加全军统考，不把高中课程补上去，肯定没法考。”
何二娃说：“考军校干嘛？服役三年后退伍回家，你爸爸还不得在市里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呀？没必要考军校。”
我不敢与何二娃的观点苟同，虽嘴上说道理也是这样，可心里却不像他这么想，我俩想法各异，还是各自珍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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