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狼性的北方民族
现在国际上召开的许多会议，在中国代表落座的位置上，都会写上“China”这个英文词，它代表的就是中国。但是这个词因何而来，为什么中国就被称为“China”，有很多人不知道。有人认为从瓷器的“瓷”而来，有人认为是从秦国的“秦”字，还有人认为这代表着“茶、丝、粳”等意思，但笔者看到网上邓夏利生工作室有一篇考证文章，他们认为，这个词与以上诸说都无关系， 而是“狼”的意思表达。
古代中国的商、周版图远没有今天中国的版图这么辽阔，对西方的影响远没有今天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这样宏大。但是， 我们也不能忽视东亚北部的游牧民族，因为东亚北部的游牧民族同样是东亚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样存在着拥有cina（现在国际通用为 china）这一名称的可能性。
戎狄是匈奴的前身。《吕氏春秋·审为篇》说：“狄人、猃狁，今日匈奴。”《晋书·北狄传》也以为“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匈奴、突厥、铁勒之俗又与蒙古同。突厥语中蒙古语成分的比重相当大。近代学者一致承认柔然使用的语言是蒙古语。柔然的部族皆高车， 蒙古又是铁勒中土拉河北的部族。这样，从戎狄历丁零、铁勒、高车、柔然、突厥到蒙古，世代相接，世系相衔，是为一脉相联也”
（《蒙古族族源考》苏日巴达拉哈）。因此，古代的戎狄或他的先人正是操着蒙古语，或大部分操着蒙古语的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因此，“cina”一词的含义应该能够在今天的蒙古语中得到相应的解释。在蒙古语中，“赤那”的意思为“狼”。但是西方国家为什么称呼戎狄为“赤那”即“狼”呢？唯一的可能性是，戎狄以狼为图腾、打着狼旗东征西战。这种可能性可以在中国的史书对戎狄的后人们的记述中得到间接的证实。
在《蒙古秘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说“：天命所生的苍色狼与惨白色鹿同渡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前，产生了巴塔赤罕。”《国语·周语》记载着“：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考证“：白狼白鹿是当时的氏族。”（翦伯赞《中国史纲》，三联书店，1950 年版）这是很明显的图腾崇拜，是两个以狼和鹿为图腾的姻族。
《魏书·蠕蠕匈奴徒何高车列传》中记述“：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无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这是一个典型族源说的例子。
《魏书·列传第四十九》记载，“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茹茹’也 称为‘柔然’），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 ‘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 每衔肉至其所，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 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 所凭，奔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 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 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此记载中的“阿史那”就是“赤那”，“狼头纛”就是狼头旗。唐朝的王 涯在其诗中就写道：“旌甲从军久，风云识阵难。今朝韩信计，日 下斩成安。燕颔多奇相，狼头敢犯边。寄言班定远，正是立功年。” 这里的“狼头”指的正是打着狼头徽号战旗的北方游牧民族。
戎狄及其戎狄的后人们打着狼旗东征西战，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关于这“狼”的故事和传说以及记载，中原人述称为“狼头犯边”，西方人却道是“赤那”（cina）来了！戎狄用自己的语言把旗帜上的狼叫做“赤那”，那么西方人自然就会把这些打着狼头旗的人叫做“赤那”，戎狄的西方名称“cina”即由此诞生！
蒙古高原上的人们不仅有以狼为祖先的传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将他们冠以“狼”的名称的详细记载。在宋魏时期（公元 420~479 年）和齐魏时期（公元 479~502 年），那个被称为高车的游牧族体同时也被称为敕勒，邓夏利生工作室的文章认为“敕勒”正是蒙古语即“赤那”的音义。假如敕勒这个族体是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名字不正是“cina”吗？
赤那之地，狼之地也！在茫茫草原上，狼是战无不胜的生灵。它们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具有坚忍不拔的耐力，具有完美协作的团队精神和勇猛顽强的群体战斗力。狼为了生存而具备的技能，让人崇拜。尤其让那些同在一片草原上生息着的“戎狄”人崇拜，因此，戎狄人以狼自居，甚至用狼来为自己命名。中亚国家注定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这些打着狼头旗的游牧民族的冲击，正是这种冲击引发的人类大迁徙给世界带来了多次的动荡。他们打着狼旗东战西伐所向披靡，他们使许多国家灭亡，使文明遭到摧毁，使世界人口重新分布，新的国家由此诞生，新的文明从新开始。也正是这种冲击给西方世界带来了“赤那”的故事，将“赤那”的名字传遍西方，人们由此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赤那。
无论东方的历史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在西方人的眼里它永远是“赤那”的国度。而“赤那”的本意被西方人早已忘却，或者说西方人从来就没有理解过“赤那”的本意，或许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对戎狄的详细记载，但在几千年的战乱中丧失殆尽，在他们的记忆中，“cina”就是给西方人带来震撼的东方大国。
俄罗斯人将中国称为“契丹”（kitan，kitai），与中亚人和西方人称中国为“赤那”出于共同的道理。当时的契丹人建立的辽国， 武力强盛，控制着整个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铁骑所至，所向无敌，因此俄罗斯人把中国称为“契丹”并沿用至今。俄罗斯人不知东方有大宋，只闻东方有契丹（契丹比大宋早出现 44 年），同样，西亚人不知东方有“商”“周”，只知东方有“赤那”。俄国人并没有因为契丹人的消亡而改变对中国的称呼，西方人同样也没有因为戎狄的消失而改变对中国的称呼。中国的名称“china” 正是来源于蒙古语“狼”的音译。
我们在这里并非讲“China”的来历，而是于此证明，北方的少数民族，以狼为图腾，以狼旗为先导，扩土占地，他们崇拜野性的狼，模仿和学习狼的行为，狼的耐性与凶残，甚至认为他们就是狼的后代。
所以，说北方的民族就是狼族，具有狼性，是十分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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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羊性的华夏民族
南方的民族，或者是秦汉隋唐的汉族民众，他们并不崇拜羊，也不具备羊性。从春秋战国中打出来的那些军民的后代，都具有勇敢杀敌、无惧侵略者的本性。
中国历史上的秦国军队被史家称为虎狼之师。他们崇尚武力，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令敌人闻风丧胆。
韩非子披露：秦人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兴奋得嗷嗷叫，根本就无所谓生死。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同样记载： 战场上的秦军竟然袒胸赤膊，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原来，秦国士兵打仗不戴头盔，是渴望多杀敌、不怕战死的表现。既然渴望多杀敌而不吝惜生命，那就不必头戴妨碍杀敌效果的头盔。秦国士兵打仗不戴头盔，甚至脱去铠甲，显示了其勇武和 自信，无疑会从气势上压倒敌人。
难道秦国士兵真有什么金刚罩铁布衫之类的刀枪不入的神功吗？不是！秦国士兵不惜生命奋勇杀敌的主要动力在于获取军功。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军官）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公士）、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赏赐就越重。证据是敌人的首级。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甲士”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释放。若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如果军功杰出，岁俸不低于 450 石粟米，并可衣食 600 户的租税，也养士（自己的家臣与武士）。二十级爵位（彻侯）岁俸 1000 石粟米，约合现在的 30750 公斤，对应大将军之职。打一次胜仗， 小官升一级，大官升三级。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 菜甚至都不一样。获三级爵位的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 盘。两级爵位的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仅能填饱肚子。同样，对军人的惩罚也是严酷的。军有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者，处如下刑罚“：身戮家残，男女公于官”。“什 伍连坐”规定：一伍中有一人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罚，如果能戴罪立功斩敌首级一颗，则可免除刑罚。“百将”“屯长”率领自己 的兵卒在作战时若得不到敌人首级，“百将”或“屯长”是要被杀 头的，如果“百将”和他麾下的一百名兵卒或“屯长”和他麾下 的五十名兵卒能得到敌人33 颗首级，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 “百将”或“屯长”可以升爵一级。
可以看出，秦国军队的勇敢既是军功授爵制度催生的，也是严刑峻法逼迫出来的。问题是，这样的“勇敢”不仅对敌人残忍， 对自己人也毫不留情。据考古发现，秦狱吏“喜”用竹简记载了秦军攻打刑丘时发生在部队中的两起案件。在攻打邢丘的战斗中，士兵甲斩首了敌人一个首级。士兵乙企图杀死士兵甲，据首级为己有，却被第三个士兵发现，图谋不轨的士兵乙当场被捉拿归案。另外几枚竹简上说：两个士兵为了争抢一个首级而大动干戈。勇敢的人以生命冒险，不以良心冒险。
汉武大帝开疆拓土的辉煌战绩，主要是靠强盛的国力和卫青、霍去病等高级将领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取得的，当时大汉帝国的军队算不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勇敢的军队。
而汉朝之后，中原的民族慢慢就变成了“羊”，连军队都失去了狼性，这是什么原因呢？
从生活状态而言，南方民族生活在北温带的南方，属于农耕民族，田地就在家门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气候条件更适合粮食与果蔬的生长，人民获得食物比北方民族更容易更丰富。另外。其劳动方式是被限制在井田制的区划地块上。井田制是中国春秋以前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井田就是方块田。“井田” 一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在这种劳动的运作方式里，人们的活动自由是被“锁死”了的，其状态如老子所说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家家户户间的地理位置靠近，但长期互不联系，互不交流情况。或者是彼此不了解，不互通音讯。在这种状态下，个人的素质是懒散的，没有速度的，没有时间观念的，不管别家他人的，要把这些人组织起一支强大军队，协同远离家乡去作战，谈何容易！
但是，将中原或说南方民族变成一群绵羊的始作俑者，是西汉朝的董仲舒。
他生活在武帝时期。向汉武帝刘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并且被统治者接受了，这主要有：
- 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主张。
- 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
- 针对土地兼并现实，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
- 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三纲五常。
孔子主张的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
孔子的经济思想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 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诚然，对于孔子的学说，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他有教育人民重仁爱义，对内部有维护团结、轻财仗义的作用。
然而，孔子的学说完全是为了想理顺君臣与父子之间的内部关系，并非是为强敌入侵时的应对敌我关系而建立的。即使
是君臣与父子间的关系，亦如那个大将军韩安国所言：“虽有亲父，安知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不为狼？”（汉书·卷五十二· 韩安国传）
让我们试想一下，从秦到清朝再到民国的所有外夷侵略者， 以及那些来自异国土地上杀人如麻的将佐士兵，有哪一个是属于孔子所讲的“君子”？他们都是闻到血腥就冲向前去争抢的恶狼，我们无法对他们去讲仁义道德。如果中原的汉族人民完全信服、遵从了孔子这一套理论，而那些化外民族却不知道或根本不信这一套理论，那么，孔子的教诲无疑是给羊群再套上的束绳、笼头，而任由恶狼来吃掉这些专讲仁义的绵羊，那么，中原的百姓就没有了半点反抗外族的能力，只得顺从地让敌人将我们的民族撕成破片。
事实上，中国两千年历史就是这样写的，在这种理论的教育下，中原地带的民众变成了顺民、乖民，面对统治阶级的欺压凌辱不敢反抗，面对为非作歹的土匪、山贼不敢反抗，面对外族的入侵不敢反抗，面对西洋的屠杀也不敢反抗，他们真正都变成了一群软弱的“羊”。
所以，在五胡乱华的年代里，那些被胡人掳掠的大量中原民众，就被胡人称之为“两脚羊”，男的白天被胡兵押着挑担、运伤员，晚上用绳子捆着丢弃在一旁，女的白天煮饭烧水，晚上沦为胡兵泄欲的工具。而这些男人和女人在饥饿的时候成了胡兵的粮食，被他们如同猪羊一样杀掉吃掉。在这个过程中，史书上鲜见看到有愤怒者与反抗者出现。
中国的汉字设计得太好了，“儒”与“懦”只差一点，但却具有同一意义。上千年来，在儒教精神的养育下，懦弱的中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负着，虽然偶尔也会爆发一些农民起义，但是这些起义者胜利之后，往往是变本加厉地去欺负老百姓，进而让老百姓们又更加懦弱。所以，当我们回顾整个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虽然真正的、血性的中国人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但很少，少到基本上可以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大多数的中国人依然在懦弱地生活着，他们不敢反对强权。在社会生活中一旦遇到了强者，也往往不会、不敢、不能、不愿起来反抗，捍卫自己的尊严。在很多时候，懦弱甚至被中国人看作忍辱负重的高贵品质。
中国人的懦弱，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怕官，不敢见官。只要听了“官”这个字，心中就有阴影，到了官员的大堂之上，不由自主地双腿发软，主动下跪。当顺民几乎是传统中国人的唯一选择。这种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态度，自然而然就为统治者权力的日益加强，提供了最充分的保障。统治者最喜欢的，就是被统治者的懦弱。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除非是被逼得真的没有任何活路，被逼得不造反就不能活，中国人才有可能铤而走险。但凡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走上反抗这条路。甚至，我们在历史书上经常可以看到，由于被统治者残酷压榨，很多中国人到了卖妻鬻子的地步，也依然不会拿起武器起而反抗。因为他们相信“胳膊拧不过大腿”，和权力者的对抗，最终只会让自己灭亡，而不是让权力
者灭亡。
儒学其实就是懦学，它造成了中国人性格上的懦弱，在抗日战争的那个年代，那些投降日本而愿当顺民汉奸的人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据有关资料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 118.6 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 40 万军警，再加
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有逾 200 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 118 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 300 多万。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数量120 万人的两倍。
可见，我们中国人是被自己打败的。
纪实文学作家金辉在他的一篇后记中这样写道：
伏案三个多月，终于写完了《恸问苍冥——日军侵华暴行备忘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面对 40 多万字的书稿，我的心里没有丝毫轻松之感。这是一个太沉重的题目，这是一段太沉重的历史。虽然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是，负载这一胜利的是我们民族的两千万生命和几亿人的血和泪，我们为这一胜利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巨大太悲惨。
杀人者的疯狂和放纵与被杀者的怯懦……
从 1937 年 9 月 9 日到 10 月 14 日的三十几天中，日军在山西连续屠城，其中一次屠杀和平居民千人以上的大惨案就有：阳高 1400 人、天镇 2100 人、灵丘 1000 人、朔县 3800 人、宁武 4800
人、崞县 1300 人、南怀化 1200 人、雁门关 2000 人；与此同时，河北也血流成河：保定 2500 人、固安 1500 人、正定 1506 人、梅花镇 1547 人、成安 5300 人；而宁、沪、杭地区更被日本人侵入成了
血海；上海民众死难数万人、常熟被杀 1500 人、无锡数千人、江
阴 1000 人、杭州 4000 人，南京大屠杀则高达 35 万人……
今天重新面对那段灾难的历史，我从民族、文化、哲学、宗教、伦理、人性、行为模式等各个角度深入，试图破译为什么侵略战争中的日本人格外野蛮和残忍这样一个题目。
而与杀人者的疯狂和放纵相对应的，则是我们一些同胞的麻木和任人宰割。
1943 年 5 月，3000 名日军在湖南厂窖 3 天中屠杀了 32000多名中国人，包括数千名中国溃兵。其中一个班的十一二个日本兵，在一天（不到 9 个小时）的抢掠过程中，就枪杀和刺死了
140 多名中国人，还强奸了 20 多名妇女。
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位幸存者回忆：3000 多名中国人被赶进一间大货房，只有 3 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捆绑，可是谁也不敢动，最后全部被杀害，只有他一人逃生。
迟浩田将军感慨，抗战时在他家乡的那个县，七八个日本兵，打着一面太阳旗，扛着一挺机枪和四五条步枪，就“扫荡”了全县，赶着几万人到处“跑反”。
我们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历史，而且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心灵。我们为什么被屠杀？我们一些人为什么会比绵羊还要驯服地任人宰割？
抗日战争的态势确实是敌强我弱。但日军的一个第五师团
（即其辎重部队在平型关被八路军痛击的板垣师团），在侵华战争中就打了中国的 70 余个师（或被击溃，或被全歼）。这也实在太不成比例。日本人的强悍和凶残与中国人的软弱和涣散，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最令人感到耻辱的是：1555 年，中国明代嘉靖年间，一股 70人左右的倭寇在中国的杭州湾登陆，并随即创下了一个被日本史学家称作是“军事奇迹”的征程。这股 70 人的海盗在富庶的华东大地上如入无人之境，一路上烧杀淫掠，扫过杭州北新关后，向西窜入安徽省，迫近芜湖，随即又进入江苏，杀至南京城下，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扬长而去。南京是明朝的陪都， 当时在南京城里有编制为 12 万人的明朝驻军，在这一小股倭寇到来之前，已有警报接二连三地传入城中，但这支庞大的明朝正规军却束手无策。被他们杀死的中国明军竟达四千人之多。
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太缺乏勇气，缺乏血性，缺乏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了。
我们的血性与斗志在节节败退之中
作家金辉在他那本书中，主要就叙述这两个问题：一是“他们为什么要杀人？”二是“我们为什么被屠杀？”他试图破译为
什么侵略战争中的日本人格外野蛮和残忍。而与杀人者的疯狂和放纵相对应的，则是我们一些同胞的麻木和任人宰割。
日本、德国虽然同是二战的侵略国、战败国，共同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战后，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对侵略战争性质和罪行坦率承认、真诚反省，一个遮遮掩掩、图谋翻案；一个编撰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战争史观教育，一个处心积虑篡改历史教科书不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真相。
日本文化是个复合体，可以称之为“杂种文化”，它包含了许多从域外吸收的各种文化形式。日本人用“有用性来决定文化选择取向”，却没有在日本文化中沉淀起罪恶感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经典之作《菊与刀》中，鲜明地提出日本有着极高的“羞耻感”，但却没有“罪恶感”。丧失了“罪恶感”，很难想象会在侵略历史的认识上，会有真正的反思。
没有了罪恶感，即使在侵略中杀人如麻，像南京大屠杀那样大开杀戒，也用不着反省自己的罪恶。
福泽谕吉（1834~1901 年）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是向日本民族灌输近代西方思想的先驱者。
他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批判。
他批判儒学的结果是日本人从明治维新时候起就抛弃了儒家学说，而掌握的是“杂种文化”，什么对自己有用就学什么。
他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福泽指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做官，退休后发牢骚外一无所成。
福泽在 1870 年代对儒家文化的鲜明批判迟到 1910 年代才
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而这 40 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
多的苦难和屈辱的 40 年。或许，也正是在对待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找出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康有为与福泽渝吉，中国文化心态与日本文化心态的根本分野，甚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
福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而正是这个根本问题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
福泽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
和多元表达。但是，大一统之后（董仲舒提倡废黜百家的思想） 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一的神权统治；而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一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像中国皇帝一样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们在精神上顶礼膜拜。在分离的军政权力和神学权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发出第三种力量，即独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原本比中国人来得丰富活泼，因而也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正因为日本政府并不执掌意识形态的大权，所以并不会在意一个学者把日本说成是不开化国家。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五四的文化干将也绝不可能大肆攻击孔家店。
而长期在儒学思想的教育下的民众，则都变成了一群胆小、顺从，任官吏兵匪宰割的顺民，也就是一群“绵羊”。
这群绵羊又怎么能够阻挡一群扑过来的恶狼呢？
所以，秦始皇时代的民众是强悍的，那时候虽然有了儒家， 但秦始皇不相信，老百姓也不相信，相信它的人被秦始皇坑了。
但是，一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就愈来愈“文明”，愈来愈柔顺，也愈来愈没有血性了。
最为明显的，是从北方草原上来的狼性民族，一旦进入中原之地，在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受到儒学的熏陶之后（即我们称之为南北方民族融合之后），就转化成了羊性民族。
而羊性民族如何能够对抗狼性民族？所以必然会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屠杀。
让人感到失望的有一个例子，那就是中国的武术，武术明明是打击之技，应敌之用，中国人却大讲只是为强身健体的，而西方的挙术从不讲强身健体，挙击就是为了让对手趴下。日本的武士刀也从不讲只为了防身之用，而是杀人的。所以，中国人练 武术的愈来愈少，中国武术愈来愈衰。不信，以下有一份统计表：
这是一次科学检测，一个科学实验场所进行比试，设有带感应器的假人和电脑分析：
泰拳，跆拳道，柔道，忍术，武术，拳击各路冠军或高手在国家地理频道组织的。
出拳力道：拳击胜。
腿击力道和膝盖攻击力道：泰拳胜。对对手出招的反应速度：跆拳道胜。对人体弱点的攻击上：忍术和柔道胜
武器：中国剑远不如中国刀实用，双节棍和三节棍打击力度不如长棍，击中目标后会回弹，结果连两位专家都差点伤到自己。日本武士刀胜。
感觉武术就是花哨，能够唬人，对付没练过的人占优势，对付其他各路世界门派，没有任何优势……
除了科学测试，实战测试中，K1 等国际自由搏击比赛都没见几个中国人敢上去打，更别提拿名次了。
故而，中国应该彻底抛弃“以身饲虎、割肉喂鹰”的思想，我们即使用人山肉海去饲饱了虎、喂足了鹰，鹰与虎也不会受到些许感动，从而抛弃吃肉的习惯。还是那句歌词说得好——“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迎接它的是猎枪！”一个能够既会拿酒杯又会拿猎枪的民族，才是一个英雄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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