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义举
近代的辛亥年是一场世间的变革，这场变革弥漫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朝代的更迭。在这场变革的潮水中，河南没有例外， 洛阳没有例外，而整个过程是反复曲折的。从而也使这场变革推动了一次次革命的进程，给辛亥年的那场变革注入了波澜般的历史，成为久远的故事与传说。虽然时光推移，往事在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当年的亲历者纵谈“天宝”遗事的那份感慨，深深埋藏在文库中。现在的年代，那些发生过的事件只有通过翻阅泛黄纸张的书籍，才能找到历史的真实，才能跃出当年惊心动魄的场景。对于发生在这里——洛阳的一段史实，一百年前的事件，仍具有回味的地方。当我翻找出这些资料，它们是沉甸甸的， 有一份历史的厚重感。这里所呈现的是一段真实的经历。阅读它，就是在阅读一部史诗，一部近代世间变革的史诗。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这场空前的起义很快震动了全国各省，也震动了河南。当时河南的清府派一部分清军开赴南面，企图抵抗武汉的革命军。紧接着，陕西发生了起义， 清府又急调河南的清军开赴潼关，以抵抗陕西东进的革命军。此时，河南的革命党也在抓紧活动，准备发动军事行动，举行起义。其中的一起行动就是攻打洛阳。
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三天，河南同盟会负责人刘春仁就在开封禹王台政法学院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在省会（开封）发难；同时
选派代表到豫西联络嵩县羊山绿林王天纵和洛阳县、乡的武装力量，俟机起义，光复洛阳。这样一来，可以借助这股力量扰乱清军的后路，巩固武昌起义的成果。迎接陕西革命军东进，扩大洛阳地区的军事力量。会议还对光复后拟定了人事安排。关于在洛阳展开的具体活动，提出了几条：一、到洛阳嵩县一带联络民团、绿林，同时与车站的清巡防营内部打通关系，只要可能利用的武装力量均加紧联系，准备攻打洛阳，以震动开封，威胁清军南下，切断西进的后路。二、派人去陕西联络，夹击河南派出的清军。三、派人去武昌，汉阳，向黄兴、黎元洪报告。四、派开封大河书社人员到上海报馆，宣传革命行动。
会议后，大家分别行动。刘春仁、刘镇华、吴沧洲、冉性甫、梁文渊一行五人参加了豫西方面的活动。他们分别搭乘汴洛火车，于次日会齐洛阳。刘镇华公开的职务是省视学（教育官员）。大家靠这层关系，都住在中学学堂内。第二天，梁文渊去洛阳南关白家染房。刘镇华以调查教育为名，秘密联络城乡开明士绅。吴沧洲、刘春仁、冉性甫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嵩县，自称是省城
来的调查员了解羊山土匪情况。然而前往羊山，贸然去了解不
妥，需要先找熟悉的人了解。他们先去找的是刘镇华的好友，嵩
县一个镇子上的小学堂的堂长石又謇。这个人是世代耕读家庭， 既又种地又教书。他信仰孙中山，在当地负有声望。在武侠绿林中也得到信任。这个人不求进士，只在乡间教书。见到石又謇后，说明来意，石很是赞同，愿意协助此事。经过商议，派冉性甫到嵩县、宜阳之间联络士绅，因他是宜阳人，可通过他的关系对过境队伍提供饭食，并联络当地民团，以避免与羊山绿林的队伍过往发生冲突。宜阳是前往洛阳的必经之路，此举是为使队
伍行走通畅，避免行军过程中贻误行动。
石又謇安排向导为刘春仁、吴沧洲带路，并持自己的介绍信，以便接洽。他们三人直赴羊山，沿途盘查很严，都是王天纵派出的暗哨。但只要说是石又謇派来的人，就变得很客气。到了羊山的当天，见到王天纵，又把石又謇写的信念给王天纵听。果然如石又謇所说：你们要劝他革命，一说就成。
第二天，王天纵在操场上集合了八百多人，请刘春仁、吴沧洲向他们讲话。他们说到了孙中山革命、武昌起义，以及到羊山的来意。最后明确，准备攻取洛阳，光复河南，摆脱清朝的统治， 使人民安居乐业。这次大会算是作了一次动员，让参加人员明白这次行动的意义。他们在羊山住了五天，王天纵安排了千人的队伍，分成五个支队，每个支队二百人，只带干粮，不带行李。队伍从宜阳过境时，老百姓供应茶水、食物，这是冉性甫在家安排好的。天黑的时候，到达离龙门附近的村庄，这里离洛阳城二十余里。这时，刘镇华、梁文渊已在此等候。据探到的消息称， 清廷这时已派清军周符麟率领的清军步兵、骑兵、炮队等，据说有五、六千人，在洛阳东车站下车，正在城中布防。显然，原来制定的秘密计划已经泄露给清廷，清廷已加强了防备。敌强我弱， 兵力悬殊，攻打洛阳城的计划无法实现。据后来得知，泄密的是一个叫刘果的学生，他将这个计划密告给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告知了洛阳知府。清军急派军队，加强了布防。
清军已经有了准备，显然攻城的计划无法实现。大家商议， 攻城不行就改变计划。从洛阳南向东，绕道到黑石关一带，破坏铁路。并派一部分兵力到京汉铁路以西，发动民团，扰乱清军后方，以支援武汉。行动方案制定后，准备第二天拂晓开始行动。
可是，还没有行动，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候，队伍突然遭到清军的袭击，一下子乱了阵脚，只好且战且退。王天纵传令到宜阳集合， 吴沧洲等几十个人掩护队伍撤退。进攻的清军前面被打倒了， 后面的不敢再接近，只顾胡乱放枪。队伍从容地向宜阳方向退却，到达一个指定的大村镇时停了下来。这次行动之后，一部分人率部绕道赴潼关，投奔张钫，等待以后借此打回河南。王天纵率领部队回到羊山整顿，保持通信。一部分仍留在豫西，联络各县民众武装力量，扩充羊山实力，伺机以后再做行动。
洛阳的又一次起义也是在辛亥革命的当月或是次月发生的。当时的同盟会员杨源懋、刘粹轩来洛成立“河南府中学堂”
（即后来的第八中学，洛阳中学）为名，以办教育为掩护，策划革命起义。这是他们在开封响应武昌起义，推动河南独立未成，来到洛阳，企图策动驻洛清军反正。并鼓动洛阳、嵩县间的绿林武侠王天纵，柴云升、憨玉崑等及洛阳周边的“在园”群众，定期举行起义。并约定王天纵连夜由嵩县到陆浑，再赶往洛阳南面的关林，到这里与“在园”群众会师，发动对洛阳城的进攻，并有洛
阳城内的反正清兵里应外合。一切都已策划准备完成。可是不
料，这次的准备又被七里河豪绅韩庐云（清副榜）知道了，并向清
府告密。清兵已经布防，起义武装未敢动手，策划多天的起义遂成泡影。起义计划失败后，王天纵率领队伍转至西部，灵宝、潼关一带，与张钫的部队会合，组成了秦豫联军，与清军作战。
这里提到的“在园”活动的出现，是由于官府的行为激起民怨，在群众中自发组织起类似于民间出现的“小刀会”一类的舞刀弄棒，练习武功的一种松散的民间组织。接收成员时，须经拜堂仪式，并海誓山盟。“在园”里的成员大部分是农民，实力逐渐
壮大后，也有举人、秀才参加。“在园”组织最有影响力的是洛阳东关下园菜农南大定组织的“在园”活动。南大定与伊川秀才， 同盟会会员邢沧渔和洛阳城内人士郭鸿恩常有来往。这样，同盟会的反清思想就渗入到“在园”里。对外面是“在园”，而内部拟定的名称为“复汉军”。“在园”组织严密后，在集会的时候宣传革命，同时发泄对清朝政府的不满，如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特别是南大定常到“在园”组织中进行宣传， 灌输反清思想。“在园”组织最初是秘密进行的，人数增多了，形成了半公开性。这些，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南大定等人同时也和清朝驻洛的巡缉营取得了联系，巡缉营同意一起举事。约定由巡缉营作内应，准备起义。
河南知府（洛阳）启绥，预感到形势不妙，假称有援军要到， 吓唬“在园”群众，同时又向开封告急。清军派来一百多名骑兵， 到洛阳后，就将南大定逮捕，杀头示众。并虚张声势，假说援军正源源来到。“在园”群众看到南大定已死，群龙无首，纷纷逃散。清军又进行大肆逮捕，城门一时关闭。据说，当时洛阳人逃出的有上万人。南大定的家属逃到陕州，洛城内人士郭鸿恩逃往汲县，后作了张钫手下的营长。这次逃出的“在园”群众，多数奔往灵宝一带，投入了张钫的豫陕联军。
回忆录里记载，当时，南大定被捕后，受到拷问，毫不畏惧， 仅说：“我活着受苦不自由，还不如死。现在既然被你们所获，杀就杀了，何必多说。”后追问急了，南大定说：“要问在园多少人，多则四万万，少则只你我两人。“讲话时，怒指清审判官员，始终没有暴露“在园”一个人。次日，在府衙门口就义，就义前毫无惧色。他的不屈气节，很多年后在老年人口中传颂，称赞不已。
南大定牺牲时三十八岁，那一年是一九一一年。
此外，“在园”活动还有实力较大的司马街的许振黄。司马街属于偃师县（原属洛阳县）。许振黄原来是河南府中学的学 生。辛亥革命前，受中学堂监督杨源懋委派，回家乡司马街组织 起义。他回去后，把当地的“在园”群众组织在一起，有一千余 人。武器有大刀、长矛、土枪等。许振黄代表同盟会主持一切。 名义上的首领由“在园”群众及绿林头目担任。当时，洛阳的清 朝官吏，对于这支力量很为震惊，不敢过问。武昌起义爆发后， “在园”活动更为活跃。河南知府启绥，洛阳知县陶炯照，就请省军方派来清兵。到洛阳后，在城内龙王庙召集士绅开会，商讨应付“在园”的办法。当场决定打司马街。当清兵来到司马街附近， “在园”群众见到清兵已经到来，立刻以土炮迎击。炮弹恰好击中陶炯照的八抬轿，陶被打翻。陶炯照下令冲杀，“在园”群众在洋枪下牺牲百余人。仅司马街一村牺牲就有十九人，村庄被焚毁。在这次对抗中，“在园”群众遭到清兵的屠杀。其余人员逃离入陕，加入了反清的队伍。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并建立了军政府。河
南也开展了光复活动，做了一些武装的准备。但一时间，洛阳未
能大功告成。谈到这个问题时，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吴沧洲在文中提到，武昌起义前，同盟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在河南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当时，反清的言论甚至可以公开发表。但是， 武昌起义后，革命气氛反而转趋消沉，这与袁世凯在其中起作用有很大关系。首先是一些人，特别是新军中的一些带兵官，看到袁世凯重揽军政大权，错误地认为，汉人当道，举义思想削弱。而袁世凯又是河南人，在河南军界有脱不开的隐形连带关系。
在同盟会员当中也存在这种看法。这样，倾向革命的带兵军官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前，以至于不得不依靠山间绿林侠义武装和地方武装的力量。但这些力量对于革命只有简单的理解和单纯的思想，组织纪律不严密，战斗能力薄弱，军事计划不周，仓促发难。再由于保密不严，行动前就失密，使清军有了预先准备，义举很快失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挫。
老人出书
张钫的东进
张钫，洛阳新安人。1910 年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毕业后在陕西新编陆军炮兵营右队任排长，同盟会会员。第二年，发生了武昌起义，西安也随即响应起义，成立了军政府，并推举张凤翔为军政府首领。军政府设立军令府和民政府，张钫和张益谦主持军令府。西安新军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潼关。驻防潼关的清军电告清廷，请朝廷派兵前来驻守。
《辛亥革命回忆录》记载，当时，清政府随即令山西、河南清军派兵支援：“着派得力统将率队迅速
潼关一带防堵迎剿，毋稍迟缓。”半个
月后，山西的清军迟迟未见动静，而河南的清军来到潼关。在此之前，同盟
军与哥老会曾举义，一度占领潼关。
终因势单力薄，经过激战，支持不到半
日，清军从东门进入。守城终于不支， 溃散下来，守城部队退出潼关，潼关这一重要门户又被清军占领。原来驻守
潼关的清军军官瑞清认为，这次同盟
辛亥年间的张钫
军与哥老会占领潼关是当地百姓对清政府的叛乱，主张屠城，而他的副将桂和不同意，“力持异议”。最后决定，新到河南的清军在城内任意抢劫一天。这一下，潼关城内的百姓及商民遭了大
难。潼关清府和河南清军成了官匪，“他们挨门逐户尽情搜刮，不仅金银杂物不放过，连年轻妇女也成了虏获的对象。他们把虏来的大批财物、妇女用船装载，从黄河运回河南。”
辛亥后成立的西安军政府清楚地知道潼关防务的重要，为夺回这一重要关口，委派副大统领钱鼎前去潼关，准备下一步行动。当时，大队人马还没有跟进，钱鼎仅率领着学生队二三十人带着辎重出发。到达渭南不幸遭到恶绅纠集当地武装的袭击， 劫持了他们所带的辎重，并把钱鼎杀害。钱鼎遇害后，军政府准备派张钫为东路都督。在组成东路军队时，张钫动了一番脑筋。当时，起义军是新建立的军队，各种成分复杂，各级部队很多掌握在哥老会人的手中。不是自己的部队，没有一种信任的关系， 领导一支军队 在当时是很困难的。对于选择，张钫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最后还是选用他过去当排长时原来的炮营部队为基本部队，队官是原来部队的班长，又都是河南人，有过共事。这样指挥调动能服从。同时，张钫也考虑到，部队仓促成军，缺乏训练，也缺少战斗经验。首次作战，对于陕西全局及民心志气会产生很大影响。考虑到这些因素，应该多做准备，这样就会增加一份取胜的把握。张钫派人到豫西联络王天纵、丁同声等绿林武装，要他们配合东进的部队，相机攻击清军的侧背，以增强东进部队的打击力量。随后，张钫的军队进驻华阴庙，准备夺取潼关。
第二天黎明，战斗打响。一个营配属的山炮两尊为主攻部队，从潼关南进攻。另一路准备从西门攻入。战斗进行到下午， 两路进攻部队已逼近城根，准备爬城仰攻。这时，突然下起大雨， 倾盆如注，道路泥泞，运动极为困难，只好收兵。又一天，部队拂晓又展开攻城，这时，城内清军已有了准备，大炮向城外轰击，枪
声密集。攻城部队运动困难，攻城更为困难。正在这时，渭南民团长严纪鹏带领一千多人和西安增援的部队两个营赶到。增援部队一到，鼓舞了士气。战斗到中午，清军城上的火力渐趋削弱， 攻城部队组织了敢死队，乘势来到城下，由西南墙角攻上了城墙。清军纷纷败退，部队随即占领了潼关。潼关克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西安。不两日，西安军政府首领张风翔亲自到潼关，进行了一番视察，并做了一些指示后返回西安。
据后来分析，河南西进的清军兵力人数，步兵二个营，骑兵一个营，炮兵一队，人数不多，但是经过长时间训练，还是有战斗能力的。由于张钫在准备打下潼关前，做了多方准备，对各方面考虑的较为周密。清军孤守潼关，运输补给战线过长，而且受到侧翼绿林民团的骚扰，前后堵截，再加上攻城的部队有了增援， 一鼓作气，拿下了潼关。
潼关克复后，清军败退，这样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为了防止清军卷土重来，张钫感觉到要确保潼关防地坚守，不能单纯在此设防，要由攻势和防御的双重方式构成，这样才有把握扼守。他
动员豫西的武装力量，绿林武侠，民团等来巩固潼关外围防御。
在对潼关防务做了部署后，率领一部分部队东行，先到了离灵宝
西不远的阌（wen）乡驻扎，并请来王天纵与其会面商讨防务。王天纵是洛阳嵩县人，山间绿林武侠人士。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人员与他来往密切，王天纵本人也很支持革命。他在洛阳一带纠集了众多的队伍，当时联合一起准备攻占洛阳城。事情未成功后，王天纵率领千余人的队伍退到豫西一带活动。得知张钫已到潼关后，他带人经灵宝前来拜会，在阌乡与张钫会面。
这时，河南的形势对清廷也有威胁，豫东、豫南局势动荡，潼
关失守，河南的清兵奏请朝廷自己派不出兵来，请朝廷另派其他部队前往潼关。清廷就决定另派“得力统将，抽调数营，迅往豫西，潼关一带认真防堵近剿。”清廷已经发话，又会有清军企图夺回潼关。张钫驻在阌乡，按照原来的意图，先头部队到达观音堂， 探听敌人的虚实。可是，探来了不准确的情报，以为前来的清兵很多，又对这些不实的情报重新作了部署，决定利用潼关附近有利的地形，在此集结兵力与敌人决战。可是，驻守前面的部队由于听到清军此次的队伍强大，军队官兵中信心不足。战斗一开始，敌人的火力猛烈，张钫的部队一经接触就纷纷后撤。这样， 在纷乱的退却中，又带动了后面的部队跟着后撤。整个部队兵败如山倒，造成了失败的局面。清军乘势追击，到了潼关前面的盘头镇，驻守的部队与清军打了一仗，也未能逼退清军的进攻。张钫回到潼关，前方败退的消息已纷纷传来，城内居民惶惶不安，地方秩序陷入混乱。后一日，清军与扼守第一关和十二连城的部队发生激战。清军开始猛攻，张钫的部队不如清军的火力强劲，也不如清军的人数众多，终于溃退下来。从前方退下来的部队像潮水一样向西溃退，各级军官也无法控制局面。张钫不得以退守华阴，退下来的河南队伍来到潼关南。清军再次占领潼关。
陕西军政府首领张风翔得到东路溃退的消息后，亲自带着马队，以急行军的速度连夜赶往华州，与前来会面的张钫商讨局势，并对撤下来的部队进行整顿，后来到华阴，召开了各带队军官会议。会上，军官们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张钫指挥军队失当，所以造成全线溃退的局面。张钫决心整顿军队严防以待，听从大统领策划，誓言决心收复潼关。实际上，失败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部队新组建时间不长，缺乏动员整肃，武装训练不足；再有，有地方武装加入，又不愿意进入编制，各自为政，消弱了统一领导力量。部队东进，情况不明，还未站稳脚跟。这些，都促成了一旦应战就显得力量和勇气的不足。这次会议后，决定兵分两路，进攻潼关。
第二天早晨，部队在华阴东门外集合，张风翔当众训话，鼓励将士，同心协力，听从指挥，如有畏缩退却者，军法从事。张钫带领河南豫西收拢的各个武装民团为东南路，张风翔亲自率领督军前来支援的部队，由大路向潼关进发。部队到达第二天，一切布置完毕开始向潼关猛攻。城上的敌人的炮火也开始猛烈轰击，攻不上去。西门的清军还从城里冲出来还击。天色已晚，部队退回华阴。后日，攻城部队仍由大路前进，先头部队已到了泉店，敌人就出城迎击，双方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不断，一直僵持不下。又一日，清军从城里开出一个营的兵力，在吊桥附近严阵以待，双方又展开激战。这时，东南路张钫率领的部队已经攻到南关城下，在吊桥的清军一看形势不好，赶紧退回城里去。连续几
天的激战，清军遭受了不少的损失，伤亡很大，虽然装备精良，训
练有素，但武器弹药消耗殆尽，再顽抗下去，生怕被攻破城池，全
军覆没。再有，因意见不和，在陕州的清军一直不肯支援，援军无望。于是，当天夜里清军就悄悄退出潼关。天将拂晓，张风翔、张钫的部队准备再次攻城，但清军已经丢下城池，逃之夭夭，随即收复了潼关。
清军败走后，东路军仍由张钫主持。张钫把队伍重新做了整顿，仍准备向东，即豫西方向扩展。当时，东路的山西一部分革命军已经攻下运城，向东扩展可以形成犄角之势。豫西已经
收纳了许多队伍，又同王天纵联合，还有河南民党方面的支持， 能够在河南有所发展，促进河南的光复。这些因素，再一次增强了张钫东进的决心。这次出关，改用秦晋豫三省民军北伐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以壮声势。张钫到达陕州，王天纵已同清军在渑
（mian）池一带战斗数日，正相持不下。
清廷对潼关这一处险要之地总是念念不忘，总想要力争夺回。不久，清廷又派来第二镇（相当于师）的清军前来支援败退下来的清军。两股清军合在一起，兵力大大增强。清军先派一部分兵力清剿渑池北部雷公山王天纵绿林，又西进英濠，陕州。张钫的部队面对强大的清军，深感乏力，节节败退。退到灵宝一线，分兵两路，一路退入潼关附近，一路由张钫率队进入南山。清军也分为两路人马。南路清军由小路越岭前进，从南面登山， 攻破防御工事，遂占领南山西端，用排炮向潼关轰击。北路清军则由大道向前。午后第一关被清军攻破。在牛头原有几百人的部队与清军发生激战，另有一部分兵力在七里店抵抗清军。终因清军人数众多，火力强劲，无法抵抗而撤退。潼关于当天下午再次失守。
潼关第三次失陷。张钫在前往南山前，已感到这次抵御清军难以奏效，便派人骑马给军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不免对军政府中一些人有些埋怨，信中大致内容是：清军向西进发，原请山西的革命军前来支援，已经说好，请了三次，不见动静；王天纵要面对的是众多各营的清军作战；我军只有三个营的兵力，在灵宝与清军激战三日，先后打退清军，僵持不下；原本与清军议和， 清军迟迟不肯答复，后派去议和的军队使者六人被害；清军从黄河运兵，三面夹击我军。我军不得已一步步节节后退；我军官兵，
天寒地冻，平时无衣，战时无弹，休息时无食物，怎么办？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当时革命军英勇抗击清军的艰苦状况，以及张钫处境的艰难。军政府收到信后，大为震惊。张钫走南山，接着又是潼关失陷。有人认为，这次清军调来的兵力，有精锐的第六镇在里面，人数在二万人。其实，清军的兵力并没有那么多。但是， 张钫的队伍不满三营，而这次清军出动有八个营的兵力，含山炮营，各方面的实力都强于张钫的军队。
洛阳新安千唐志斋也是张钫的故居，庭院深深。内部已经修葺一新，却少了一份沧桑感。
清军占领潼关后多日，并没有派部队西进而始终镇守潼关。之后几天，张风翔来到华阴召集军官会议，张钫也由嵩岔峪山前来参加会议。会上有人性急，首先主张进攻。张风翔考虑到陕西西部战事未停，局势还不稳定，不能东西受敌，应暂时保持目前局势，以观事态发展。清军占据潼关二十多天，不见有向西进发的动向。当时消息阻塞，即使传来的消息也已是很长的
时间才能得知，一时无法知道外面大局的情况。但可以估计的情况是，南北议和已经渐趋成熟。
之后，西安革命军与潼关清军通过熟人关系接洽，经过多方媾和，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的内容很简单，没有争执之处。当时双方就达成停战意向，随后二十八日就在停战议定上签字。其实，清朝已于二十五日宣布退位。又过了两日就是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元旦。再以后，驻守潼关的原清军周符麟、赵倜宴请革命军各将领到潼关参宴，并要他们只带警卫员，不带武器。经商定，由张钫带领十四人前往参加。至此，东进战事遂告结束。之后，共和年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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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与西工兵营
1920 年 9 月，吴佩孚率领他的第三师开进了洛阳。军事机构设在过去袁世凯训练新军兵营处。吴佩孚有意要将洛阳作为他的驻扎地，于是开始了这里的土木建设。
最先建起了 50 多间房屋，又在南面建起了一栋“继光”楼，以接待各地访客。之后，由于驻进了众多部队，建造房屋的规模比之前的营房扩大了很多，为此还开凿了一千多孔窑洞，作为学生兵宿舍。不管怎么说，
吴佩孚把洛阳西工变成了他的大本营，当
时有 18 个省的督军、总督代表机构设在洛
吴佩孚
阳。后来，河南公署还迁至洛阳，一时成为省会。吴佩孚当年坐
镇洛阳，发号施令，成为北洋军阀统治后期的重要人物之一。
吴佩孚，山东蓬莱人，早年在私塾就读，1896 年登州府府试
中秀才。据传说，吴佩孚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23 岁时，吸食大烟，一次烟瘾犯了，来到烟房内，人已经满了，无“一般座”。他就借用一下豪绅翁氏的房间，抽几口烟，过一下瘾。正吸食时， 被翁氏发现上前踹了吴佩孚一脚，并赶出了房门。这让吴佩孚大为恼火，他纠集了一些落第书生前来出气，大闹了一番翁的烟馆。这一下事情可惹大了，翁氏找来了官府要捉拿他。为了躲避官府，在无奈的情况下，吴佩孚只好远走他乡，来到北京。在
北京，生活一时没有着落，好在他读过四书五经，于是就在崇文门外摆起了地摊，给人书写春联，占卜算字。后来，在堂兄的资助下投靠天津武卫军聂成部。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谁也没有想到，当年在烟馆里被人用脚这么一踹，踹出了一个北洋军阀的风云人物。
一提到吴佩孚就不能不让人想起二七大罢工。1920 年，那时的中国工人是中国工业初创时期的推动者，工作最辛苦，收入最低廉，为了争取权利，京汉铁路工人用“工人俱乐部”的形式组织起来。到了 1923 年 2 月，京汉铁路工人决定把各路段先后成立的“工人俱乐部”联合起来，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吴佩孚拍电报要工人代表到洛阳商谈。工人代表派出五人来到洛阳， 可是不是去谈判，而是要当面阻止工人成立总工会。工人组织成立总工会召开会议不能得到允许，一向提倡保护劳工的吴佩孚最后用武力把工人的意愿给镇压下去了。工人为社会创造财富，却得不到起码的权力和要求。吴佩孚虽是秀才出身，可是踏入军界就迷信凡事都是用武力解决问题。
吴佩孚可以把枪对准劳苦工作的工人，而对于占山为王，靠抢劫为生的土匪就束手无策了。
那时，吴佩孚所管辖的地区内土匪横行，打道劫舍，非常猖獗。1922 年 8 月。洛阳中学校长及学生四十一人被土匪劫持到山里。之后，土匪兴许觉得这些人无什么油水可沾，就释放了。但在洛阳城里土匪公然贴出榜贴，指名下一次定要绑“吴大将军”的票。当时，在洛阳周边地区大小土匪很多，势力大的有两股，一股是在宝丰，匪首叫张庆，外号“老洋人”；另一股是在鲁山一带，以学生出身的李明胜为首。他们都是过去清军赵倜的
残部。当了军阀后被打散逃到山里，占山为王，靠打劫过日子。这些土匪接连攻下几座县城。外号叫“老洋人”的土匪头子叫嚣要吴佩孚拿出军饷一百万元来犒劳土匪，否则要和吴佩孚亲自较量一下。在这时，他们还虏去了西方五国的传教士男女商人二十多人，假洋人抓住了真洋人，这事可就闹大了，引起了五国公使的严重关注。吴佩孚原来对各地的土匪是不管不问的， 但一闹到洋人身上，就不得不派他手下的靳云鹗为剿匪总司令前去平息匪患。并且说，对土匪只许剿灭，不许安抚。可是剿匪的部队接连打了几次败仗，最后只得把“剿”改成“抚”，先后把这两股土匪招安收编了。
西工兵营司令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洛阳火车站（过去称金谷园火车站）出来，顺着大路向前走不了多远，就看见路边西面有两个巨大的灰色建筑，它们已经被遮挡在围墙里面，只露出了巨大的弧形圆顶。那是吴佩孚以后，1933 年国民政府把航校迁到西工兵营所建的飞机库。有飞机库，必然有飞机，那就应该有飞机场了， 眼前的这条马路和对面新起的建筑应该是当年的飞机跑道吧。
过去中州路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站名叫土岗，下了车就到了
原第二人民医院，砖墙围起来的大院，里面是一排排整齐的灰色平房，整个院子显得很宽敞。这就是当年吴佩孚的兵营。如今， 这两处尚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保留的遗迹已经被城市建设的轰鸣声拆除了，土岗的站名也变成了医院的站名。我还是留恋过去的老站名——土岗，里面也许还有典故的含义。而这里也早已面目全非，不知后人是否还能知道这里曾叫土岗，还能记起这里曾经是一处兵营，当年穿着军服的北洋军人在这里进进出出。军人在哪里，战火就打到哪里，这里还能闻到当年的硝烟吗？ 遗迹已经被时代所淹没，车水马龙的城市，来去匆匆的身影，人们似乎已经不再在意过去。尚有留存的遗迹也许还能让人在心中打上几个问号。
西工阅兵台。
在中州路与解放路的东南面还保留着一处吴佩孚的遗址——西工兵营司令部。从过道进入，里面是一个大四合院，天
井式结构，院落灰墙，宽大的房梁，房前廊道分别有几根木柱顶立。院里过去有几处石雕，其中“顽童戏狮”，是一种非同一般的石雕造型，不知因何源起。院里还有两棵大树，大约是和这座大院同岁吧。从兵营司令部出来，要是在过去，会毫无阻拦地来到当年的大操场，这是一处军队的检阅场，一定是一处大广场吧， 而此时这里已经被宽阔的道路和高大建筑所分割，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面貌了。唯一至今保留的是那个阅兵台和继光楼，就像坐标一样，定格了当年广场的位置。好在这处陈年旧迹已被围墙保护起来，至今保留完好。据资料介绍，阅兵台和继光楼于1923 年所建，落成时吴佩孚还为此写了一幅对联“得志当为天下雨，论交须有古人风”。阅兵台命名“继光台”，以戚继光命名。阅兵台由四根红色立柱分别于前台，外墙及红色瓦顶仍旧保持原色。当年，吴佩孚站在检阅台上，周围各方宾客前来观瞻可以说称雄一时。当年，吴佩孚有五个师，一个混成旅，十万之众。
阅兵台再向南就是洛河了。如今沿着洛河建起了一座公园——洛浦公园，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建。这里有了 一种现
代公园的格调，洛河水衬托着岸上的草坪，绿树，廊道，亭榭。在
河堤岸边，有一座看似废弃的断桥从堤岸伸出，断崖似的露在水
边，咋一看上去，到像是还未拆除干净的废弃建筑，一看岸上说明是天津桥，民国十年（1921 年）所建。当年，吴佩孚联合实业家张謇，发动社会各界出钱出工，在兵营的这处水边建起了这座水泥桥。对于当时来说，还是使用的一种新的建筑材料。大桥建成后，吴佩孚还为大桥镌刻了三个大字“天津桥”。这与洛河的东面，在隋唐时期建起的一座桥名称一致，都称“天津桥”。这座桥后被损毁，只留下了河中的一处遗迹。而吴佩孚建起来的这
座桥也未幸免，因突然袭来的一场洪水，长长的一座桥面如今只留下了岸边的这一处断桥，人们习惯地称这座桥为“老吴桥”。
老吴桥 1921 年所建，后被洪水冲毁，位于西工区洛浦公园河段上。一座历史断桥。
1926 年（民国十五年），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北京企图组建北京政府，南北齐下共分天下。吴佩孚南下进攻广东。后国民政府北伐，连连得胜，10 月份攻下武昌，吴佩孚兵败逃亡信阳。 1927 年 4 月，武汉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吴佩孚被北伐军彻底击败，率残部逃往四川。1931 年 5 月在四川军阀刘湘的保护下离开四川，到了北平。1935 年，日本在北平搞“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高级顾问，吴佩孚坚决拒绝。1939 年， 吴佩孚在吃饭时牙龈被骨头碴子戳伤，后到日本人开的医院就诊不治而亡，时年 6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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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年代
饥饿这个词似乎离我们远去，现代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饥饿，不知道那个年代饿肚子的人在哪里搞到饭吃。如果好歹吃上一顿饭，下一顿饭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吃。过去，饥饿对于贫穷的人家来说，是常挂在嘴边上的词汇。如果遇到灾年了， 那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人，他们的唯一需求就是能有一口饭吃。
饥饿的年代是一个老旧的话题了，很长时间没有人再提起。我在阅读书籍的时候，无意间翻到一本美国记者白修德《寻找历史》一书的有关章节。书中对 1943 年冬洛阳所遭受的那场饥荒作了现场采访，作为一个亲历者记录了那次饥荒的情景。他认为 1943 年河南的饥荒是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我们在火车站过了夜，…… 我们四周尽是在寒风中蜷缩在地上
的农民，他们在等待下班列车把他们带到后方有吃的地方去。
孩子在啼哭，但谁也不理会，哪怕是躺在地上已无声气的女人怀
中的婴儿。”这些能等待搭乘列车逃难的人在这场灾难中还是有一线希望的，那就是离开灾区，到有饭吃的地方去。可有些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在铁路沿线，我整天看到无穷无尽的行列。他们在寒风之中走着，不论是由于饥饿、寒冷，还是精疲力尽而倒下时，他们就倒下不动了。手推车上堆满了随身衣物，做爸爸的推着，做妈妈的拉着，孩子们跟着。老奶奶迈开小脚颤颤巍巍地走着；有些年轻人背着他们的母亲。没有人停下脚步
来。如有孩子在父母尸体旁边啼哭，别人一声不响地过去，不加理会。…… 我在河南省城洛阳时所看到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 我们在旅途中见到他们（传教士）时，他们无不遭到重重包围——消瘦的男子，羸弱的女人，还有孩子们都跪在地上， 匍匐着，叩着头，一边叫着可怜，可怜，他们求的实际上就是要些吃的。”
河南是一个平原省份，农业产区，但那时是靠天吃饭。1942 年的旱情导致了 1943 年的饥荒。白修德还提到这次饥荒是由于日本人的进攻，黄河口被打开，淹没了大片田地，造成土地绝收。有余粮的地区也没有运粮过来救济灾民。战场的军队可以 奉命征粮，军队可以吃空农村的粮食，没有靠从有余量的地区运 粮进来，没有顾及老百姓吃饭的需要。白修德发现，军队所征得 的税，往往等于一年的收成。这些因素，造成了大批饥荒的老百 姓四处逃难，因饥饿而死的无数。“村子几乎有一半是逃空了的； 有的一走了之，有的还遭到洗劫。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到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刀在剥树皮；剥下来的树皮磨碎了可以吃。”
当年，洛阳是这场饥荒的重灾区。沿线铁路上，街道上到处是饥饿的人，随时有人饿死在街头。饥饿这个词，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充满了恐怖感，老天也是叫天天不灵。饥饿，灾难、死亡都是那个年代的同义词，用笔尖所触到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挣扎在饥饿生死中的一种哀鸣，提到它就叫人心酸，就会产生一种悲切的痛苦感。
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或许都对此有着不同的体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饥饿面临的是生存危机。在北方，特别是山区， 贫瘠的地方会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天地构成了大自然的框架结
构，是决定粮食收成的天然因素。向天祈雨，保佑大地丰产是老百姓最简单的盼望。人们启望神的意志，为神修庙，对于庙中的天神，水神是最推崇备至的了。在人们看来，大自然的天地变化都是神的意志的反映。只求盼望好年景，来这里供香拜神，至少心里有一种寄托，命运托给庙里的神仙。神不知道能不能领略生者的难处，各种神的心思是难以琢磨的。多少年来，灾荒，饥饿，这些挥之不去的东西，像瘟疫一样。还有战争，外侮的入侵， 这些都加重了缺粮而产生的饥饿。
《赵绍文日记》是抗战时期一名老军人的日记，是我为父亲整理出的一本书。在这本日记里，当年在太岳军区的根据地里， 对那些年的战斗生活经历有不少的记述。除了对敌的战斗外， 根据地的生活也是表现在日记中的每一字，每一句的记述中。根据地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应该用一个加重的语气说是很艰苦， 吃饭往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开辟山西东南部山区根据地的过程中，本来就贫瘠的山区，再由于日军的扫荡，蚕食，八路军的战士们往往吃不上饭，饥饿是经常的。而由于敌人的扫荡，庄稼
被毁，大批的老百姓忍者饥饿去逃荒，有的就饿死在路上。“山
上的树皮都吃光了。”这同白修德的有关洛阳的灾民用树皮充饥
的情形相同。根据地的军民在山区根据地不但要打击入侵者， 还要努力生存，开辟荒山，种植粮食。人们在面对各种灾难的同时，在想方设法消除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勇气。作为唯物主义者是不祈求天神、地神的，更相信自己的力量， 只有自己的意志是最可靠的。饥饿虽在人的头顶上盘旋，但随时会在人的意志面前怅然离去。
如今，饥饿似乎是一个老话题了，提起这个词，当年经历过
来的人还有一种心酸的苦涩味。那是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们一段痛苦的和艰难的经历。这对于我们后辈人最多是一种理性认识，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面对饥饿的。去哪里找到吃的， 没有吃的怎样生存。现代人已经没有过多地去想这些。饥饿以及那些个饥饿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这个词很少被提及，在字典里也很少使用了。随着时光的远去它也许会成为过去式，也许以后的人们需要查找字典才能了解它真正古老的含义。
当夜色拉开帷幕，在都市璀璨夜光的映照下，望着在饭店里泛着亮光的餐桌前愉快品尝着美食的人们，我深深感到，现代人的生活是幸福的，这个时代的人是幸运的。现在的普通百姓如有兴致的话，就连仿膳的宫廷宴席都敢品尝。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温饱的时代，人们不谈论饥饿，而谈论怎样去吃。不过至少我没有忘记饥饿的年代，虽然我不是亲历者，但对那个年代的饥饿的情形我是深信不疑的。尽管那个年代的情形已经远去，可却是真实地存在过。看到客人们剩下的一桌饭菜，毫无顾忌地离席而去，我就心疼。我不知道窗外还有没有饥饿的逃荒者在焦急地等待。当年的三毛就是这样趴在橱窗前张望的。毕竟那都是遥远的过去，只见过路者匆匆行走的身影，并不理会橱窗内布满宴席吃喝的人们，因为这些都已经熟视无睹，该见的世面都已经见过了，早已没有了渴求、仰慕、急切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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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书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里面的小方块字，横七竖八地比划就能表达一个意思，把它们像魔方一样拼接起来，就会有很广泛的意思表达，最后就成了一本书。在我有记忆的年龄的时候， 就看到家里有很多的书，厚的薄的，还有线装本的，书放到桌子上一摞一摞的。有时猛然产生了好奇，就打开来看。在这些横七竖八的比划里认出了一些字，就努力地把左右的字连接起来认。但总是不能把字与字连贯起来，里面的意思就看不懂了，只好把书搁置到一边，可心里总想知道里面所表达的意思。
书是父亲买来的。他买来的总是一些旧书，有一种古旧感。有的书已经泛黄，不知经过了多少年代辗转而来。渐渐地我长大一些，父亲有时也领着我去买书。那是在北京前门的西南边
有一个叫琉璃厂的地方，那里的建筑古朴色香，有一种历史的厚
重感。中国书店的门口，一处普通的门栏前，总是有一些人站在
那里等候，白框眼镜，蓝色的人民装，沉静的神色。一大早店门打开了，站在门口沉默的气氛被打破，顿时变成焦急的人流，人们急不可耐地蜂拥而至，早先抢占有利的位置。于是快速的翻书，只看书名，认为有兴趣了，就用胳膊肘夹住书，再去翻其他的书。有的人拿不住了，这才有些满足地罢了手。这是因为经常跑旧书店的人，摸清了上书的日子，只要某一天有新的旧书上架，这些购书者就早早的在门店前等候了。家里的书逐渐多了
起来，后来又添了一个书柜。书柜也是旧的，但木质极好，这种书柜原来是用来放二十四史用的。这样，买来的书可以从桌子上放到书柜里了。记得一日，父亲终于有了时间，饶有兴致地坐在橘黄色的三斗桌前看书。看得兴奋了，就把我叫到跟前。我看到他翻开的是一本厚厚的书，书里都是一些繁体字，多有认不得的。而父亲拿着翻开的这本书，声情并茂地给我讲了一段《西游记》。里面的故事情节已经记不清了，但当时讲的着实让我入了迷。
1965 年，家里发生了变故。在北京农机部工作的父亲要调到河南洛阳的拖拉机制造厂这个最大的生产基地去工作。父母为搬家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家里的东西运到洛阳时，从火车上装到卡车里，再运往家门口，看到的是满满的一卡车东西。这引来一些人的观看。打开挡板，露出了摞起来的箱子时，就有人说， 东西真多。其实，家里的锅碗瓢勺之类，再加上衣物被褥并无多少东西。而绝大部分却是那好几木箱子书。
过去的洛阳，人们想看书，不是想看什么书就能得到的。新奇的书似乎一向是很缺的，只有经常去书店。要想买到一本很久想得到的书，那就得靠“碰”。平时常用的一句问话就是“上哪儿？”，接下来的回答就是“逛书店”，很有一种轻松自得。那时候，书是一种不多的精神寄托，平时经常去书店里转转，随便到里面走一走，看到书架上的书目，说不定那里就藏着悦目的书名，让营业员快速的把书从书架上抽取下来，先看目录，然后翻开里面的章节，浏览上几行，是否有必要作为藏书，很快就决定了，或许还是一个幸运的发现，这下可让你爱不释手。那个年代喜欢书的人多多少少有一些藏书。把书从书店买回家里，安顿在书架上，逐渐增多了就成了一个大小也算是一个藏书家了
吧。那个时代是购书者和书店之间的交往，书从书店里来到个人的书架上，书也就深藏不露了。如果书再一次走出来，能做到的就是私人之间的借阅。
走访旧书店，就可以看到里面旧书的名目以及它的出版年代要广阔的多。在过去，有搜到清代的书籍，虽然不是善本，出书年代和其中的内容就迫使人想了解早先年代的写作者想留下什么样的内容篇章。兴许是某一地域的编年史，那就显得珍贵了许多。当年还称不上善本的明清书籍，若能保留下来，也可能就会成为不是善本的善本，可以安安稳稳地放入珍藏的位置上。黄裳是一位多年的藏书家，在《谈集部》一文里说到：“回想
自己买书，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是足以称为经验的东西是没有的。例如，藏书家大抵都有自己独特的搜书目标，或戏曲、小说，或方志、杂文、版画，禁书、弹词唱本…… 都可以成为一种专藏的特色。我最早跑跑书坊，原也不是没有目的，就是想找点晚明野史看看。”那时，买书者多成了藏书者，对于书的挑选是有一定目的的。散落在民间的旧书，不同时期当朝为政会年代相距甚
远，不同的皇帝当朝会有区别于其他朝政的治理方针，也会从书
中发掘出各朝代中发生的一些事件。这些，从历代的书中的记载
就可以了解其中。也许从里面还会发现一些新奇的内容，有的还不为后人所知，这些都为一段不起眼的历史打开了一扇窗。
北京西四的砖塔胡同口有一座七叠砖塔，叫万松塔，元代建筑。万松老人本姓蔡，洛阳人，精通佛学。万松老人圆寂后，人们专门建了这座别致的万松塔，胡同由此得名。砖塔庭院不大， 遗留有古老的民俗色彩。经过一番简单修缮后，沿墙边屋子成了一家有关地理、风情，历史记述门类的旧书店。一位常来逛书
店的老者讲到，他的一位书友生前也是这里的常客，家里留存了许多的书，大小也是一个藏书者。这位书友去世后，他的后人就把这些书全卖掉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受震动，他就顾虑到自己藏书的命运了。于是，他把自己拥有的藏书捐给了这家书店，他失去了自己的藏书，可有了在书店里自由借阅的便利，书店成了他的藏书地。
旧书里有一种古旧文化的表达方式，拨开一层层迷雾，深远的内涵里有一种历史的呼唤感。旧书是记忆的留存，翻开一页用心地读下去，一帧旧时代的画面油然而生，有如穿越时空隧道，来到布衣草履的旧街市上，身背布包，臂夹雨伞，手握线装本，充满莫名的好奇感。对于旧有的时代，有了这份传承，了解， 喻古比今，把握古今历史的沿革变迁那是一件惬意的事情。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能够记录过去的多是那一本本泛黄的书，它的成色覆盖着多少个岁月尘埃的锁定。翻开每一页，就等于翻开历史一缕透进微弱的光，从中成就读者了解过去，汲取精神食粮的一种收获。家庭藏书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从古至今皆有之。由于过去刻本、印刷、纸张的原始技术，出版量的限制，需求量之间不成比例，再加上过去的战乱，古旧书籍就显得珍贵无比了。如购得了心切的书，往往珍藏于家中，轻易是不外借的。
藏书家对于书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们无形中也在极力地保存一批将要消失的古书。黄裳在谈到自己一次购书的经历颇为感慨。他在故纸堆里翻到明末崇祯皇帝时期一部《吴骚合编》。虽然算不上孤本秘笈，但列入善本目录绰绰有余，但这种书的珍贵处在于是最初的本子，历时三百年的明末版，绵纸蓝印封面，保存完好。过去浙东，江苏有不少藏书家，在他们的藏
书里往往有自己的藏印。黄裳可以说是用重金买下了这部书， 一时成为书店人中的哄传，觉得他干了一件“蠢”事，算是一桩豪举。解放前后，书坊的境况不好，生意惨淡，多有难以为继的书家。很多旧书从乡下，城镇里流出，被卖到造纸厂。一位收书的老店员看到某地一大批旧书被当作爆竹的原料，还有不少明代的白绵纸书，他想用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可是被拒绝了。爆竹作坊当家人的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不及旧的绵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又无韧性，放起爆来也不响。
黄裳还谈到在过去的年代，到了岁末结束前，读书人把最珍爱的那几本书放到青玉案头，用鲜花酒醴作供，焚香供前，大加参拜，口中还振振有词，而且往往还请好友参加，烘托气氛。仪式结束后还要赋诗，接下来还要吃酒，写下的诗文要收进自己的集子里。这种现象被称作祭书。咋一听起来还有些让人好笑。书也被成为圣贤供奉案前顶礼膜拜的圣者，是否也变成了书神， 就差没有修一座文庙，叫书庙。过去的读书者多是有钱阶级，读了书，做了官，成为人上人，就领悟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
高”的理念。那些家中有书者便孜孜不倦，品尝了寒窗苦读，也
获得了一官半职，还仍有飞黄腾达者。真可谓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回过头来，家中的一卷卷藏书就成为登门府第的阶梯，于是对书产生了一种崇拜感。
过去的旧书受印刷的局限，各种刻本，版本的书，从印刷到装订一本书下来所花费的时间是很长的。而后来的印刷技术的提高，书逐渐不再是紧缺物。从近代来看，自从白话文的变革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走入读书的行列，成为读书者。书已经是众多人士拿得起来又不忍放下的精神灵魂。不知是现代的知识和阅
历更加广阔，还是印刷术的提高，成就一本本厚厚的书已非难事。就说一部《胡同根儿》两卷本，七十多万字的长篇芸芸问世。描写的是北京胡同里的故事，一部市井文学作品，这与厚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不相上下。这样一部厚重的文学作品，就连作者—— 从小在胡同根儿里长大的本地作家，也在担心读者能不能把这部长篇看下来而聊以自慰，劝读者要有耐心和毅力。他非常清楚读者的心态，什么心态？小说太长，耐不住性子。
读者已不再是古文斋里慢条斯理的书香者，人们有了一种新的对事、对物的理解方式，生活上立竿见影，超前的理解力，已经缺少那份耐心去品尝文中的格调，以及悠闲慢炖的生活。上个世纪初的另一位读书人鲁迅对文学作品有着另一种态度，他的态度体现在几部短篇小说里，《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祝福》、《孔乙己》，文短气长，虽非长篇却轰动了新文化运动，成为这场新文化变革的旗手。
现代人的观念与旧时代人的观念已经迥然不同了。有更多的实用成分在里面，物质的追求已经先于精神的追求。最直观的印象已经被潜移默化的思索替代。市面上出现了《学习的革命》一书，此书一露头，不久大批的各种“革命”书籍相继应运而生，跟风之快，了所不及。翻开几页看来，不外是原版本的派生物，至于里面的内容只有读者细细品味，去甄别其中的取舍。而图书馆里的藏书涵盖了多种门类的书籍，古代的、现代的，求贤若渴者可以在浩海般的书目里，博览群书。时代在变，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向前推进，人们的物质追求使各种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推移，书的潮水已不如以前那样高涨。但是书永远是人们了解外界，了解历史以及各种人们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精神灵魂。
老人出书费用
宁公网安备 6401060200077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