壳
儿子给我拿回来一只唐冠螺，他知道我喜欢这类东西，家里有一只虎皮斑纹贝，还有一只很一般我叫不出名字的海螺。
唐冠螺据说是中国四大名螺之首，因外形像唐朝僧人的帽子而得名。十几年前到大连旅游，在海边卖纪念品的小商店里见过此物，每家商店都有，似乎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小的如拳，大的径尺，然而多数都有残损，要价还不低，没有买。现在这一只底口和高度都有二十多厘米，无损坏，光泽、纹路、形状都很好，属于上品。
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真是不可思议，比如说海洋生物，细微者如浮游生物，用放大镜方可看见，巨大者如座头鲸，简直就是一座活的山峰。单说有壳的贝类或者叫螺类生物，已经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了。它们为什么会长成这样？或者说，为什么要长成这样？
多数的贝和螺外壳都是浑圆和光滑的，唐冠螺为什么会遍布细密的网格？为什么上面要长出高高低低的许多“角”来？这些角并不尖锐，显然无法作为进攻或防御性的武器。我猜测，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诉”其他生物：我是唐冠螺，不是别的螺，更不是石头。或许，恰恰是为了声明我是“石头”，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别吃我！那褐色的斑纹又有什么作用？是保护性的，如迷彩服？还是为了吸引异性？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那坚硬而厚重的壳，是为了保护自己柔软的肉体。它是软体动物，没有骨头，或者说，它把骨头长在了外面。
我想刚刚出生的唐冠螺幼苗一定也非常小，非常弱，而且这类生物一定会是大量繁殖，能活到有繁殖能力的是极少数。为了活下去，它们一定会赶紧“吃”，在被别的动物吃掉之前，赶紧长壳。我不知道唐冠螺的寿命有多长，估计不会太短，不然无法长成这样巨大的、坚硬致密厚重的外壳。外壳上那细密的纹路据说和树木的年轮一样，懂行的人，根据这些纹路可以推算出唐冠螺的年龄。
唐冠螺的一生活得很累。
我想，人其实也有“壳”，不是长在外面，是长在心里。人的一生，也是一个不断长壳的过程。有一句成语叫“两小无猜”，因为小，还没有长壳，所以无猜。等到进入社会、学校、家庭、生活都会告诉你，你必须“长壳”，不然就会被“吃掉”，至少会伤痕累累活得很艰难。所谓成熟、老练、有城府、内向、聪明、理性、智慧、虚伪、狡诈、老奸巨猾等等词语，不管评判者的态度是褒是贬，其实都是对“壳”的描述。
我读张中行《流年碎影》，感到这部自传其实就是记述了自己一生长壳的过程，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部分。“三反五反”的冲击让这个聪明人迅速长成非常坚硬厚实的壳，成为上品唐冠螺，而且没有角。正是凭着这层壳，家庭出身、个人历史都有问题的此公安全地度过了接下来的历次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终于造就一段晚年的辉煌。
我这六十多年生活凡俗而简单，阅人有限，大体的感觉是除了穿开裆裤还不懂事的小屁孩，人人都有壳。长大成人还没有壳，完全的“赤子之心”，那是精神病患者。区别是有的人壳比较薄，尚可感到他的脉搏和体温，有的则厚且硬，超过唐冠螺。一般来说，老年人的壳更加厚硬，但当今的有些年轻人，甚至超过老年人。从时代来看，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中国人的壳普遍都厚且硬，不然，熬不过他生命那最后十年。从身份看，工农大众一般有壳也不太厚重，职位越高的人，壳就越厚，壳后面的心思你就越猜不透。
人人有壳，可还是希望和没壳或者壳比较轻薄的人交往。记得张中行说过两件极其细小的事，（忘记是哪本书里了。）一件是他到前门售票处买火车票，得到一中年男子的帮助，事情不大，张却感到对方是个可交之人，事后，后悔没有留下电话，继续交往。还有一件是在公共汽车上，得到一中年妇女的帮助，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心存好感，分手后有些后悔：应该试探着索要联系方式，至少应该把随身带的一本“拙作”送给她。萍水相逢，想再见面却无缘了。为什么一件小事就能产生“交往”的愿望？就是感到了对方内心的美和热。对方肯定不是“壳”很厚重的人。为什么当时不能做出决断？说白了，是因为自己有“壳”。这样的事几年前我也遇到过，一次在武警总医院，一个比我年轻几岁的男子，排队交钱时他站在我前面，五分钟时间，几句交谈，我确实有了交换电话号码，“交朋友”的愿望，然而，没张口。半个月后，在花鸟鱼虫市场又意外相逢，交谈几分钟，分开了。我记得他说住的不算远，但直到今天，再也没有再遇到。我也是个有壳的人。
所有的人都有壳，壳越厚越重，也就活得越累。
唐冠螺死了，壳留了下来，成了人们的摆设。人死了，壳也会留下来，积攒多了，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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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人士
朋友的一本《张中行别传》（孙郁著）放在我这里快一年了。通读过一遍，零零星星重看过其中的若干章节。孙郁的文笔不错，不过，有了《流年碎影》，他在传主“行状”方面所能提供的新资料也就有限。显然，此书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孙氏对张中行人与文的评述方面。就这样，某些零星故事也还是耐人寻味。
例如，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死》中，孙郁写道：
在生命将尽的时候，他再次说起自己的无所事事，承认是个失败的人。语气是真诚的。这是他表里一致的地方。
说实话，这多少让我有些意外。意外的不是他说自己无所事事，而是这位《顺生论》的作者，在早已参透生命没有意义之后，晚年，也还会和许多人一样，用“成功”或“失败”给自己算总账。
我父亲去世前的一年，忽然对我说，自己这一辈子一事无成，也就是很失败。这样的评价也许是准确的，他到退休也还只是一个铁路工厂的普通技术干部，没当上官，没发过财，更没做出过足以流芳百世的业绩，立功、立德、立言，都谈不上。我劝他说，这几十年，先是兵荒马乱，后来是运动不断，能平安熬过来，把五个孩子养大成人，就不容易。他笑一笑，未必被我说服，但心里大约还是平静了一些。
我相信张中行说自己“是个失败的人”是真诚的。这里当然有谦虚的成分，以他的文化涉猎与思索，对周氏兄弟以及许多先贤，可以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是晚年，也有“世无英雄”使自己浪得虚名的感觉。
另外，这也透漏出这样的信息：他对自己取得的成就并不满足，在内心深处，他应该还有更大的抱负。不过，历史没有给他舞台，他性格中也缺少冒险精神，“少年壮志”只能付诸东流。于是这一人生抱负，甚至在《流年碎影》中都不愿提及。对他来说，“顺生”，不仅是彻悟，也是无奈。
我以为，“无所事事”的评价，只是张中行自我评价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成就，他还是很自信的，心中有数。
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证明。第一，他写了《顺生论》这样一部“人生哲学”著作，从生说到死，涉及人生几乎所有内容，非有大自信，不会写这样的书。况且，这样的书还写在他最不走运的时候。虽然，在《顺生论·后记》中，他说自己是“手无缚鸡之力而想扛鼎”。第二，孙郁说：“大约是1996年，有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传记。张先生突然找到我，……”如果认为自己“无所事事”，“是个失败的人”，还有必要请人为自己作传吗？
看来，张中行是有可能作为一个长久话题的。例如，关于成功和失败。
这几十年，媒体上常出现这样一个专有名词：“成功人士”。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大体看来是三项：一是当了大官；二是发了大财；三是出了大名。或者占了一条，或者占了两条，甚至三条。这样的成功人士，是媒体参访、宣传的主要对象。面对媒体，成功人士也很乐于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和经历，把自己描绘得十全十美。
我自己当然不是成功人士，故而站在吃不上葡萄的狐狸的位置上有如下思索：
第一，这些人士果然如他们自己描绘的那么光彩吗？没过多久，很可能当官的入了狱，发财的赔了钱，出名的被抖搂出一屁股臭事，他们该算什么人士？叫我看，成功与失败一般应指一事一时，很难用来评判一人一世。就算盖棺论定，对当事人又有什么意义？何况死后刨出来鞭尸的也不少见。
第二，当不了官，发不了财，出不了名的永远是大多数，是不是都该归为“失败人士”？以我个人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我觉得，一个世界的存在和进步，起决定作用的是无数个“一事无成”的人。成功人士发挥的作用越大，这个社会往往就越糟糕。一个人的成功往往是许多人的失败和不幸堆积成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是其中比较极端的例子。
话说回来了，我觉得如果把张中行“无所事事”“失败的人”的评价送给我，倒是很合适。我乐于接受。我知道，无论以怎样的标准看，自己都是个“失败人士”。
可是，失败，成功，不都是一辈子吗？对人生，佛家还是看得更透一些。自然，参透生死，还是参透成功与失败，都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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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楚和想不明白
这些年我看书主要靠买，从书店、网上。好处是不用惦记还书，尤其适宜重读。缺点也有，有些只是想翻一翻的书，舍不得花钱，也就不读了。当然，有些书可以在网上看，可是太费力。
最近在网上读了一本老鬼的《母亲杨沫》。
读杨沫的《青春之歌》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就是当时，也说不上多着迷。对书里的英雄人物卢嘉川、江华、林红也很敬佩，可总觉得感情上还是有些隔膜。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里，我更偏爱《红旗谱》和《山乡巨变》。现在看来，我骨头里就是一个“土著”，就算在城里住一百年，读一辈子的书，也培养不出林道静式的情调。我甚至想，假如我生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估计会亲近张中行这样的人物，而不会靠近杨沫的朋友们。
读《母亲杨沫》与张中行有关。《青春之歌》之中的林道静，以作者自己为原型，书中的余永泽，一个让人厌恶的角色的原型，就是张中行。
关于自己和杨沫的关系，张中行在《流年碎影》中有介绍，大体上还算详细：当年两人因爱而同居，有过一段很甜蜜的日子；分手的责任主要在杨，但是张认为，两人人生目标不同，作为夫妻，已是“不可忍”；“文革”中杨沫被审查，张没有落井下石；杨沫晚年写《青蓝园》，仍没有客观记述与张的关系，导致张没有参加杨的追悼会。
《流年碎影》整体给人的感觉是客观、真实。对于杨沫，至少没有恶语相加。考虑到“余永泽”一事对张的伤害，张中行对杨沫的态度可以说是宽厚的。但是，事关个人感情，张的记述也只是一家之言。
杨沫的《青蓝园》我没有读过，作者是怎样“用小说笔法”记述与张的关系，使张中行“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就不知道了。
老鬼的《母亲杨沫》以大胆、真实、直率而引人关注。他对杨沫与张中行的关系的记述，给人的感觉也是客观、真实的。例如，对两人的分手，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对张的学问和人品也颇多赞誉。然而，老鬼毕竟是晚辈，他对张杨关系的了解主要还是要依靠杨沫的讲述，哪些内容也还是属于《青蓝园》的“小说笔法”，老鬼就怕也很难鉴别吧。
其实，两个人感情上的事，本来就说不清，无论是张中行、杨沫，还是她的儿子老鬼，都无法(有客观，也有主观）完全准确予以记述和评判。作为读者，也就是姑妄听之。
然而，老鬼写到的某些内容依然让我难以平静。据老鬼介绍，杨沫与张中行同居后，很快怀孕，她告诉张中行后，“谁知他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愁眉不展。”这让杨沫很伤心。据说后来张中行解释，是因为当时经济困难，感到难以承受，并不是对杨薄情。杨沫后来到小汤山乡下生下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待，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一岁半时，生病夭折。”
我有些难以接受的是，在张中行长达六十万字的《流年碎影》中，没有一个字写到这个孩子。难道因为他仅仅活了一岁半，就没有资格进入作者的感情世界？他与杨沫的第二个孩子，在书中也只是在写到杨沫去世的时候提到一句：‘“七十年代底末，我们唯一的女儿与我有了来往，连带的我们的交往也就增多。”另外，有着六十个题目，涉及人生方方面面的《顺生论》中，也没有讨论母爱、父爱，以及子女教育问题，这也让人有些不解。
同样，在《青春之歌》林道静的生活里，那个只活了一岁半的孩子和第二个活下来的孩子，都没有出现。我想杨沫如果写了这两个孩子，余永泽将会更加令人憎恶。然而，她又该怎样塑造作为母亲的林道静？事实上，生活中的杨沫，实在不能说是一个好母亲，甚至可以说缺少母性。所以，在《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生活里有恋爱、同居、分居，但是没有怀孕，自然也就没有孩子。
我的理解是，当杨沫和张中行相爱、同居，最后分手时，已经生下的孩子，包括肚子里怀着的孩子，都没有成为她决策时的考虑因素。这让生活在今天的我感到很隔膜。
为什么？我想不明白。我模模糊糊感觉到，“母爱”或者“父爱”在中国文学中历来是都是稀缺品，无论在小说戏剧，还是诗歌中，似乎很少能读到作为“母亲”或者“父亲”的形象。
老鬼认为，杨沫“儿女情很淡”与她自己的家庭遭遇有关，“参加革命之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可是当革命文学表现的女性几乎都相近时，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我觉得，这和“兄弟是手足，妻子如衣服”的历史观念有着某种血脉联系。所谓“兄弟”就是“阶级兄弟”“同志”。刘邦被追，把老婆孩子踹下车，甚至“刘备摔阿斗”，后面的感情逻辑是一致的。
或许，“造反”，“革命”，都需要抛弃掉一些“儿女情长”的人性？可是，一旦造反成功，能不能再召唤回丢失的人性？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当然有道理，一个对父母都寡恩薄义的人，你能指望他善待别人吗？可是，我又要问，一个连自己的儿女都不疼爱的人，他对别人的爱又有多大的真实性？
我有些明白，鲁迅为什么要喊“救救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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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和荔枝
我想，如果有人写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政治史》，有两种水果很可能会入史。一种是荔枝，还有一种是芒果。
先说芒果。
芒果产岭南，在当地并不稀奇，也并不被人们特别看重。也许过于孤陋寡闻，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我就没有听说过世上有这种东西。然而，到了1968年，全中国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一年8月，“外国友人”到北京来给毛泽东送了一些芒果（哪国人？为什么送这种水果？送了多少？不知道）。他老人家把芒果转送给了在清华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于是这一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就有了这样的报道：
5日下午，当毛主席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芒果的特大喜讯传到清华园的时候，人们立即聚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的礼物周围，热烈欢呼，纵情歌唱。他们热泪盈眶，一遍一遍地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们纷纷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打电话传达这一特大喜讯，并且连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冒雨来到中南海报喜，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
然而，这还不算完，不知道又是什么人突发奇想，要把这种关爱传达到全国去。于是各地都举行“迎接芒果”的政治活动。我所在的包头市也躬逢其盛，成千上万的人到车站去迎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疯狂而激昂地领着人们喊口号。我站在远处，隐约看见一辆大卡车上垒着一个红布蒙着的高台，台上放着一个玻璃盒子，盒子里大约就是“芒果”。后来听别人说，其实是一个蜡做的假芒果。细想也是，外国人送了多少芒果，能让全国的大小城市都去“迎接”？再说，毕竟是水果，大夏天，送来送去的就怕早就坏了。
作为一场长达十年的大悲剧中的一个插曲，芒果闹剧时间不长就退潮了。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有烟厂出了一种芒果牌香烟，我抽过，属于较便宜的一种，现在好像不见了。
“文革”后，李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芒果》，写迎芒果引发的一场悲剧，好像是死了人。也属于“伤痕文学”吧。
我见到真芒果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了，那年6月从广西回内蒙古，带了几个半生不熟的芒果，路过北京，替鲁斯非老师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茅盾全集》的丁尔纲稍信，把那几个芒果给了他。我记得他很兴奋，连忙把隔壁房间的几个人叫过来看。可见，就是北京，当时的普通人对芒果也是陌生的。
我常想，“芒果闹剧”在现代社会大概是极其罕见的。奥运会也会迎接“圣火”，但那只是高兴和快乐，并不疯狂；说到疯狂，也许只有远在唐朝时“迎佛骨”可以相比。
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派出专使，前往法门寺迎佛骨舍利。佛骨到京师后，迎入皇宫，宪宗在大内供养三天，他率皇室人员及百官一一礼拜，然后送京师各寺轮流供奉。唐宪宗的这一举动震动了京师，原本就对佛教充满着好感的百姓如发狂一般，“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焚顶烧指，千百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
当时在朝中当官的韩愈对这一“国家盛事”非常反感，上表反对，言辞激烈，惹怒了皇上，几乎丢了脑袋，在裴度等人的救助下，被贬官潮州。倒是留下了《论佛骨表》和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迎芒果”闹剧时，好像没人“上表”反对；如果有，以当时的政治环境，就算文才高过韩愈，也必死无疑。
再说荔枝。
荔枝在水果界的名气要比芒果大得多，因为它和一个女人和一个历史事件有关。女人是杨玉环，历史事件是安史之乱。杨玉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既是亡国祸水的代表，又是永恒爱情的象征。（另三位，西施、貂蝉、王昭君都是政治工具，其生命与爱情无关）至于安史之乱，据我看，不仅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甚至也是中国秦到清两千年封建时代的转折，安史之乱后，中国人再也没有盛唐时代的胸怀和精气神儿了。
《唐书》载：“杨贵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其味未变，已至于京师。”《唐国史补》载：“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于者蜀者。每岁飞驰以进。”其实唐朝时所贡荔枝多产于涪州，就是现在以榨菜出名的涪陵。走蜀道虽艰险，但比从两广到长安的距离还是近得多。以当时的运输条件，把荔枝从珠江流域送到关中“其味未变”，绝无可能。
关于杨贵妃与荔枝的诗歌，最著名的是杜牧的《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其实杜甫写到此事要早得多：
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解闷十二首之九）
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解闷十二首之十）
看来，杨贵妃死后，朝贡荔枝的规矩并没有改，毕竟喜欢吃荔枝的并非杨娘娘一人。另外，当时四川确实产荔枝，入蜀后的杜甫就亲手从树上摘过。诗中的“泸戎”指泸州和戎州——戎州就是现在出产五粮液的宜宾。
另外杜甫《病橘》中也有相关诗句：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
杜甫叹息“百马死山谷”，其实路上死人也不会少。杨贵妃吃的是带血的荔枝。
近日闲翻《后汉书》，才知道关于荔枝的悲剧早在东汉时就发生过：
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馐，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焉。（《后汉书·和殇帝纪》）
当时，荔枝和龙眼还主要是皇家宗庙祭祀用，但由于“死者继路”，皇帝觉得有伤“爱民之本”，制止了供奉。
到宋代，最有名的荔枝诗是苏轼的《食荔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此诗其实是苦中作乐穷开心。荔枝性热，每天吃三百颗，非流鼻血不可。据说此诗传到京城，反对派很恼怒，原来苏轼被贬惠州后，日子过得还很滋润。再贬，海南！苏轼如果只是吃卢橘和杨梅估计吃多少也没关系，吃的是在北方属皇家特供的荔枝，还不限量，岂能不招嫉恨！
荔枝不吉利。
《红楼梦》中多次写到荔枝，最重要的有两次。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置灯谜贾政悲谶语》，写贾母因贵妃赐灯谜全家聚会猜谜语，贾母出的谜语是“猴子身轻站树梢。──打一果名。贾政已知是荔枝，便故意乱猜别的，罚了许多东西，然后方猜着，也得了贾母的东西”。此处脂砚斋批“树倒猢狲散”。
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有一封探春写给宝玉的信柬，建议成立诗社。信写得实在漂亮。信中写到探春感冒，宝玉不仅亲去问候，而且派丫头送去荔枝。曹雪芹虽没写完《红楼梦》，但探春远嫁的结局早有暗示——离枝。
现在荔枝和芒果都是平常水果，想吃不难。不过我很少吃，北方土著，水果中还是偏爱苹果和葡萄，与政治无关。
摘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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