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坚决要求下乡上山”
整理旧物，居然翻出一张四十一年前政府“批准”我到牧区插队的证书：
王××同志：
你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决要求下乡上山，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已被光荣批准。希望你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为人民立新功！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革命委员会（公章）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
证书上面用红色印“最高指示”：
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证书图案由三色构成，上面是三面红旗衬底的毛泽东军装木刻头像，领章、帽徽为红色。下面是一个大红的“忠”字。周围金色图案为向日葵、玉米、小麦、田野和水坝。
今天看来这份证书的设计好像还是比较宽厚的。例如，所选语录是六十年代初“大有作为”的旧语录，而不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新语录。原因很简单，毛泽东关于“再教育”的语录是这年年底才发表的。“再教育”具有“原罪”味道。让人感到自己是“准坏人”，不在革命队伍里。事实上，我们刚下乡时，社员都很热情。“再教育”的语录发表后，态度就有了一些变化。
我声明：当年我并没有“坚决要求上山下乡”。
城里的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六十年代初，当时人数很少，大多是初中毕业生，其中也出了几位明星人物，报纸上整版报道，本人到处讲演，作报告。现在我还记得其中几位的名字：董家耕、邢燕子、侯隽。不知为什么，这些政治楷模后来并未在政治上有太大的作为。
1965年，上面开始较大规模地号召“上山下乡”，下去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一位同学的哥哥高考落榜，就去了河套农村，是我们学校里唯一的一人。学校里也做了适度的表扬和宣传。不过说实话，他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还在监狱里蹲着，他就算留在城里，找工作也基本无望。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不绝于耳，火药味已经很浓了。
学校曾组织大家到火车站欢迎路过包头前往河套地区插队的天津知青。拉来一列车，总有几百人吧，都是初中十五六岁的孩子，有的激昂慷慨，多数都很漠然。
到这年年底，学校开动员会，主要是针对初三和高三班级，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还请已经下乡的知青来座谈。会上，大家都表示了自己的“红心”。不过我敢断言，包括我在内，都在说谎，没有人真准备下乡，也不相信自己会走上这条路。
第二年，正在准备高考的时候，“文革”爆发，接着是两年的“在校运动”。等到1968年的上半年，风声渐紧，出路问题开始摆在每一个人面前。大家都明白了，参军和留在城里进工厂的，只能是少数，多数人面前只有两条路：上山下乡，或是赖在城里，吃父母，等机会。
而摆在我面前的却只有一条路：下乡。原因有三：第一，年龄已过二十，身为长子，蹲在家里白吃，于心不安。第二，出身不是红五类，赖在城里，别说就业的机会渺茫，父亲也承受不了来自社会和单位的压力。第三，弟弟是六七届初中生，也在被动员之列，希望自己走了，他能留下。（事实证明我是痴心妄想。我刚下去，他就被“光荣批准”，虽然他并未申请。所幸半年以后，托关系入建筑公司，到湖北山沟里建“二汽”，比插队稍强一些。）
既然非下不可，那么干脆早走，因为听说，先下的到牧区，后下的到农区。牧区收入高一些，“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挺浪漫。这样就和几个关系较好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去学校报了名。形式上还要体检，没听说有谁不合格。九月十二日，二十多个人被装在一辆大卡车上，连人带行李，天黑时，卸在了草原上。
还有一件事更可以说明我没有“坚决要求上山下乡”。1966年底，我和大李等十多个同学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大串联，步行到延安去“朝圣”，穿过整个毛乌素沙漠和陕北高原，走了十九天。等回到包头，中央“文革”又号召下乡下厂“实践”。大李的一个姑姑在包头棉纺厂工作，经他联系，去棉纺厂混了一个多月。大李的父亲是铁路养路工，家在京包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住，和农村差不多。他对下乡比我好像更恐惧一些。一天，大李突发奇想，说：“咱们给周总理写一封信，要求留在棉纺厂当工人！”我虽然也极想当工人，可是立刻摇头说：“总理日理万机，哪有工夫管咱们这些闲事！再说，信也未必能到总理手里。”可是，由不住大李天天念叨，觉得反正无害，“试一试也无妨”，于是由我执笔写了一封信，寄出。信中编了一堆空话，大意是下厂一月，深深感到工人阶级的伟大，深受教育，下决心留在厂里一辈子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希望总理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云云。
信发出后，石沉大海。
后来回想起，“石沉大海”实在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信落在哪位极“左”分子手里，一上纲，当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后果不堪设想。大李是红五类，最多是“上当”，我是准“狗崽子”，又是执笔者，必为首犯。后怕。
作为“文革”一部分的“上山下乡”运动，是非功过自有历史评说。前后卷进去的有近千万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也不是其中最不幸的一个，犯不上过去四十多年了还要叫苦喊冤。可是，我绝不会说什么“青春无悔”的屁话。
看电视剧，看某些成功人士的回忆，让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当时的知识青年都是慷慨激昂，满怀革命热情“坚决要求上山下乡”的。这样的人有，那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下去后绝大多数也都盼着早日离开，不放弃任何一个回城的机会。我证明，多数人如我和大李，是因为除了“下”，无路可走。
选自自费出版一书
不吉利的名字
这些天头晕，昨天早晨到武警医院看病，医生建议检查颈部血管，做彩超。
交了费，拿着申请单去超声科，把单子交给护士。她登记后对我说：“你下午来吧，上午排不上了。”她话音刚落，就听见广播里叫我的名字：“王东华，请到三号诊室做检查。”我愣住了。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快步从我身边走过，走进三号诊室。时间短，我没有看清他的面容，但是，衣着的颜色与我完全一样：咖啡色上衣，土黄色裤子。而且从身高和体型看，简直就是一个二十年前的我！好一阵我这才缓过神来：广播里喊的是他，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人。
我的姓属于大姓，据说此姓人口全国第一；名字也俗，出现同名同姓不足为怪，网上，报纸和杂志上我都见过。可当面见到，却是第一回。衣着一样也不足怪，奇怪的是身高和体型竟是这样相似。我想来想去觉得挺好玩。
下午检查，颈部血管没什么大问题，别处却发现了疑点，医生建议我进一步检查。回家后想了想，决定换一家医院。
今天下午到301医院，挂完号，挤到分诊台前，护士告诉我到32诊室等候。前面还有十多个人。护士刚说完，就听广播里喊我的名字：“王东华，请到21诊室就诊。”我一怔，只见候诊区坐着的人群里，站起一个男子，快步向21诊室走去。同样没有看清面容，但可以肯定，就是昨天见到的那个“我”！我由不住笑了起来，笑完，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做梦，走进一个时光隧道，二十年的我和现在的我相见了。晚上回到家，好像还在梦里。
等梦醒来，忽然有种不祥的感觉：或许，我这个名字就不吉利，凡是叫这个名字的，注定要得同一种病。不然，无法解释，在两个医院里，在相同的科室，都会遇到另一个“我”。
前年，小孙子出世，儿子让我给他取名字。稍加思索，写下很简单的两个字，说了说自己的想法。儿子和媳妇都表示同意。其实我的意思很简单，不用生僻字，不用多音字，尽量避免重名，也不用笔画太多的字。当年老舍给自己出生在济南的大女儿取名叫“舒济”，繁体字的“济”字笔画甚多，孩子上学后整天抱怨，所以儿子出生，就取名“舒乙”，名字只一笔。
谁知没过两天，儿子变了卦。原来他们在网上查到一个取名字的网站。按照生辰八字推算，他们的宝贝儿子五行缺水，我取的名字里恰恰没有水。而且，名字输进去后，计算机只给打了75分。老伴儿另给取了一个，有水，计算机给打了92分。于是敲定，大家皆大欢喜。唯一的麻烦是两个字笔画都不少，加起来比繁体的“济”还要难写。等到上学，这小子肯定会抱怨，说不定自己会改名字。
我让儿子把我的名字输进去，计算机只给打了五十几分，不及格。全家大笑。看来，我的名字确实不吉利。
现在再改名字有些晚了，而且万一改的名字更不吉利呢。至少，我和那位在医院里碰到的“我”还都活着。就这样吧。
节选自
企业出书一文
童 言
坐电梯下楼，电梯里有一位年轻的女子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
女子问：“手里拿的是什么？”
小女孩伸开手看了看，手掌里是几粒橘子核。她想了想说：“是，是，是……橘子里吐出来的骨头！”
她不会说“桔子核”。我猜想，“骨头”来自她吃鱼、吃排骨之类的经验，很形象。
小孙子快三岁了，这次到家里来，又到老地方找他的“托马斯”小火车。他不知道我已经给他挪了地方。
他回过头来，摊开双手对我说：“托马斯没有了！”他还不会说：“我的托马斯小火车哪里去了？”
于是想起鲁迅的《鸭的喜剧》：
“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的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这小家伙说不清“爱罗先珂先生”，也不知道“蛤蟆的儿子”是“蝌蚪”。
我喜欢听“童言”，特别是刚学会说的幼儿说话。他们的表达还不完整，话语还不通顺，不规范，许多时候还说不“明白”，但他们“实话实说”，不会，或者说还没有学会说谎，打官腔。虽然，总要学会的。
也是在电梯里，有一位老者推着个婴儿车，车里是他刚满两岁的孙子。我开玩笑地把手伸给他，说：“你好！”小家伙居然握着我的手上下摇晃，说：“你好！你好！”电梯里的人都大笑起来。
这小子将来是当官的料。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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