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没有想到，以陈彦对戏剧文学沉浸之深，会写出如《装台》这样文学品质纯正、生活视野开阔、内容扎实丰富、具有极强的思想和心灵穿透力，而且能让读者产生痛感的长篇小说。

　　小说一开始就将人带入了《装台》的叙述气场中，有一种被击中的震撼。它来源于主人公刁顺子卑微软弱的生存和他面对环境的逆来顺受以及缺失心灵自 尊的善良和爱。无论是对亲生女儿菊花，还是对雇主，他都具有反抗、还击的充足资本，然而他却以“咱就是下苦的”自我定位选择了低三下四的求告。如喜剧名家 严顺开的小品《张三其人》中的张三，他们本可以不卑微、不软弱，然而他们却被自己所处环境，被生存、被爱、被血缘亲情压抑和绑架。我从中感到的不仅是现实 生活残酷的真实，而且有如自己一类人常常视之为善的卑微、存在意识深处的怯懦与幽暗。

　　难道每个人生命中都潜在着一个刁顺子？刁顺子是否具有经典意义？在小说后面，作者甚至想让他“硬”起来，但他却始终没能走出自己的卑微，他们的 内心有一个自设而永远走不出的牢笼。在现实法律案例中，不乏这种弱者的爆发与反抗，但他们却常常表现出疯狂的破坏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的存在或许 正是人类社会中最难能可贵的克己守恒和社会稳定的力量。这是奉献的力量，也是善良得宁愿自己忍受，也不敢与强者对抗的力量。为鲁迅所赞扬的“民族的脊 梁”，是否也包括这些“拼命苦干”的沉默而卑微的人群。小说中《人面桃花》演出的巨大成功，正是作者对这些卑微者、沉默者最高的礼赞。

　　小说中的刁顺子在人类社会中，既是一个古老的存在，又是一个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存在。作者不仅把他放在深远的人性的长河中，更把他放在城乡二元 对立、商业化、物质化、信息化和人们的欲望空前膨胀的现实背景中，放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背景中，放在城中村的村民正在开始城市人的新生活的具体环境中。他 们人进入了城市，但精神却在传统与现实之中尴尬着，以至于找不到自己的尊严。对他们，作者矛盾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对他们正在经历的心灵精神 痛苦的同情，又有对他们这些潜在着巨大创造力的人物的赞美。对历史进步中慢一拍的这类人的生存，作者有着深刻的透视和感同身受的理解。这是同情和爱，是巨 大的悲悯，像对自己父兄一样的关怀和拥抱，这正是作者注笔注情于他们的原因，也是这个人物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画廊中一个成功典型的基础和土壤。

　　在读未定稿时，我曾批评作者把一个农民女儿菊花写得太恶、太残忍、太无人性了。在阅读中，这种感觉却消失了，不知作者是否有所修改和校正，但现 在我却同时看到了这个大龄丑女的不幸和可怜，因之充满同情。而使她失却了人生自信和理想的，却正是环境的压迫、浮华奢靡的社会风气和人们价值观的扭曲。看 到当她在有可能去澳门开始新生活后，变了一个人似的善良宽厚，看到她因终于找到爱自己的烟酒商人谭道贵以后对父亲的孝敬，我们终于知道，她原本也是个善良 的好女儿。一个哪怕是境遇不好的女儿对亲人无情的冒犯和心灵折磨都是可鄙可憎、不可原谅的，但作者却如鲁迅赞扬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说的，做到对人物灵魂的 拷问，不仅拷问出他们的恶，也拷问出了他们灵魂的善，甚至清白。这种坚定透彻的人道主义立场，覆盖了《装台》的所有人物，从有缺点和恶习的农民工大吊、猴 子、三皮、墩子到艺术疯子靳导，都是凡庸与高尚的复杂结合。

　　尽管人们都说，艺术是相通的，但戏剧与小说毕竟是两种思维和表现方式有着巨大差别的艺术。在戏剧舞台艺术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者，突然写出那么 一部底蕴深厚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西京故事》，紧接着又拿出这么一部语言纯粹、叙事圆融的作品，结构自然和谐，有着几乎如刀雕一样生动鲜活、深刻的一系列人 物，确是一种巨大的艺术跨越。“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叼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开头一下子就把人抓住了，不需要任何的过滤 和酝酿，就进入了那个素不相识的刁顺子的生活和心灵世界，也就是小说的世界，与刁顺子、蔡素芬们一起体验着生活的艰苦、命运的艰难。在情节推进中，这条幽 深的人生通道和心灵风景是用一个个浸润着生命质感的独特的生活细节、生动的人物话语、一处处让人惊叹的心灵透视和心理分析展开的。没有独特发现和人生体验 的语言和生活，是构不成一部小说的魅力和密度的，它们只是千篇一律、流水账式的交代，是作者贫乏而无趣的表征。在《装台》的故事中，其密度却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让读者在每一句每一段每个细节上都需停留，一步一景美不胜收，同时又承受着消化和理解的心灵压力和思想之累。好小说似乎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它以语言 文字为基本材料，搭建一个有生命的世界，并让读者随同作者这个导游，体察社会生活中曾被遮蔽的生活领域，体验人物的欢乐和痛苦，反省生存的质量和境界。

　　在几乎解不开的疙瘩中，刁顺子终于迎来了命运转折的奇迹，传说中的哥哥披金戴银地回来了，他对弟弟依然是那么关爱和理解，然而他却落荒而逃了， 除了给弟弟留下一大堆赌债以外，又留下了一个更加绝望疯狂的菊花。又一个年关，这个家庭在菊花发动的战争中终于解体了，养女韩梅因对父亲失望而出走，漂亮 而体贴的蔡素芬大气而识趣地离开。生活给刁顺子开辟的另一个机会是菊花随夫去韩国整容，她似乎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归宿，然而……与其抱怨作者的残酷，不如说 是生活、人生太残酷，命运太残酷。以往，人们只知道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外部环境和恶人，而《装台》却将善良者的不幸聚焦于家庭、亲人之间的巨大隔膜和误 解，甚至指向善良者自身。

　　但是生活和人生命运绝不可能永远残酷，永远一团黑暗。平日安慰并给刁顺子带来坚实希望的是劳动和收获，带来爱的是历经苦难的好女人蔡素芬的温 暖，是知情知义的装台兄弟们的信任，是为他的人生指路的小学教师韩老师，是从来不仅不歧视他们，而且同情理解永远站在他们一边的瞿团长，还有那个“艺术疯 子”靳导。如果说，好女人蔡素芬、善良正直的韩老师，还有装台工大吊、猴子、三皮、墩子虽然都有着撼人心魄的人生故事，却还只是几个生动鲜明的性格的话， 那么瞿团长和靳导却是被我们的文学所常常忽略，极少涉及的艺术工作者典型。对于瞿团长这个音乐艺术家，作品表现的只是他作为组织者、领导者的公正和无私， 在由天才艺术家为台柱和各层次的专业服务人员所组成的表演团体中，他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和任劳任怨的领导艺术，刚柔相济、恶恶善善地使它正常运转，并尽力攀 登着戏曲艺术的新高度。而他对编外的农民装台队的刁顺子的关怀帮助，不仅表现在他以及他一家人多年来对这个孤女的关爱，还表现在慨然应刁顺子之约亲自出面 对菊花进行劝导等等，充分体现了一个老艺术家崇高的人格境界。哲学家康德说，在善良的官员和官员的善良两者之间，前者更为可贵。而瞿团长的全部作为，说明 了他不仅是一个善良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善良的“官员”。至于在刁顺子眼中，处于天使和魔鬼之间，个人生活一塌糊涂，在艺术上却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靳导， 更有着一个天才式艺术家对艺术的爱、对劳动者的同情，比对自己个人幸福之爱更让人敬佩。

　　读到在相互折磨中刁顺子家庭的解体，蔡素芬无奈出走，无心无肺的美女乌格格远嫁海外，菊花随酒贩子去韩国整容结婚，挥金如土的刁大军贫病而死， 小说也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是它却意外地开始了《人面桃花》剧组的进京演出，刁顺子装台队以“舞美二组”随行等一系列精彩的故事。在人地两生、条件艰苦的北 京某工厂俱乐部礼堂，正是刁顺子“舞美二组”迎难而上，不分份内份外的创造性劳动，对汇报演出获得成功产生了巨大作用。而大吊之死，更形成人物命运中一个 新故事的节点。而在《人面桃花》剧演出结尾处，“桃花之死”的几段对于灯光效果要求的导演阐述，不仅让人们理解了戏剧艺术的微妙精深、至高无极，纠正人们 对戏剧这种大众娱乐艺术的无知和偏见，更是一篇令人赞叹的美文，出神入化，如泣如诉，有着极大的心灵和视觉冲击力。我曾经怀疑，这段情境交融、撼人心魄、 专业性极强的美文，是否为作者原创，但我更相信以前半生的经历钻研着戏剧艺术，并独创了轰动全国的三台大戏的戏剧家，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事实正是这样。戏 剧曾经是让他醉心的专业，并在省级著名院团担任了多年院长。“凤头、猪肚、豹尾”是元人乔吉对至美至善的文章最高的要求，陶宗义把它解释为“起要美丽、中 要浩荡、结要响亮”。《装台》完全当得起这个评价。凤头，从生活的极小处入手，似乎不动声色，却极富诱惑力；猪肚，从刁顺子写到城市、城中村内外，以广阔 的视角与从容不迫的叙述，展开了多人物的人生命运，描绘了一个欲望浩荡的时代；豹尾，则有着如豹尾那样的万钧之力，给予读者以致命一击，形成艺术的真正高 潮。它的结局是开放的，但是却没有廉价的承诺。又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带着一个伤残需要救治的女儿，并以已死去的丈夫名义，硬要嫁给“人好、心好”的刁顺 子；而几乎与此同时，那个带着希望嫁给爱她并有钱的烟酒推销商人，却因售假酒被判刑，失去爱人又中断美容的刁菊花又失望地回来了。面对无法使她幸福的父亲 的第四个女人，还有她的伤残女儿，这个家以及一家之长的刁顺子又将经历怎样的家庭风暴和心灵苦难？

　　读长篇小说《装台》，我想起了路遥在25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高潮和收获期还尚未到来。”而《装台》正是继《白鹿 原》《平凡的世界》《秦腔》《古炉》《带灯》之后陕西，乃至全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重要成果。至少，它有着如以上作品一样伟大而高尚的文学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