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军旅作家张正隆所著的《雪白血红》的姊妹篇———《雪冷血热》，近日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所述抗联战士，除呈现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英雄可歌可泣的生平事迹外，也呈现了国民党员、教师、地主，甚至土匪抗日救亡的故事。

　　在《雪冷血热》中，军旅作家张正隆以80万字的篇幅，构筑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14年东北抗日史的恢宏画卷。作者花了15年时间，四处采访当年幸存下来的抗战者；采访后作者又用5年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潜心创作。

　　抗联战士：宁教你打死，不教你吓死

　　海南周刊：本书为何取名《雪冷血热》？作为《雪白血红》姐妹篇，两者有何关联？

　　张正隆：取名《雪冷血热》，是因为它们是姊妹篇，都是写东北白山黑水间的战争历史。东北环境恶劣，一年有半年飘雪花，所以战争更加残酷。

　　海南周刊：抗联没留下建制部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张正隆：抗联是没有留下一个建制的部队，从1939年开始，东北抗日联军转入苏联整训，后组建苏联红军远东88旅，1945年配合苏军入关作战，抗战胜利后从苏联回来的只有几百人。

　　其实东北抗联本来人也不多，在11个军里面，人最多的3军(赵尚志所在的军)，最多时才三四千人，其他一些军只有几百人。整个东北抗联11个军其实才相当于1个军的建制，而号称百万的关东军有七八十万，装备都是日军中最精良的。抗联肯定是打不过关东军的，但所有抗联的战士都有一种信念：宁教你打死，不教你吓死。

　　呈现抗联和东北十四年抗日史

　　海南周刊：这部作品的主题和特点是什么？

　　张正隆：我这部作品的主题就是抗联和东北十四年抗日史，说到特点，就是访问和史料相结合，完全纪实性的作品。《雪冷血热》我写的，概括起来有十个字、两个问号———“抗联是什么？”“中国怎么了？

　　第一个问题，有关历史。在人类的反法西斯舞台上，没有一支军队像抗联这样艰苦。东北地区半年雪封，抗联战士常常裂肤断指，每年冬天都会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1938年后冻死、饿死的，比战死的多。抗联没留下几座坟，就是因为冬季冻土难刨，以雪掩尸已经算是体面的了。日军在东北到处制造无人区，进行经济封锁。没有粮食时，抗联战士甚至捡过敌人留下的马粪中的苞米粒吃，“杨靖宇那样的胃在抗联战士中很普遍。”

　　第二个问题“中国怎么了”？我在开篇就详细记述了“九·一八事变”当晚，东北军自下而上的反应，士兵奋起反抗，参谋长荣臻命令：“不准抵抗”，张学良批复：“隐忍自重”，蒋介石指示：“相应处理”。用我所采访的陈广忠老人的话讲：“东北军算是把脸丢裤裆里了。”为什么会出现，值得中国人思考。

　　作家就是靠作品来说话

　　海南周刊：为什么您会耗费20年的精力去采访东北抗联这个题材？

　　张正隆：因为这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不该更不能忘却的历史。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包括我爷爷一家在内的东北三千万农民的命运，也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

　　和平太美好太珍贵了，只是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以为空气原本就该这样没有硝烟和血腥。

　　想想我们的前辈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看看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能多少明白些。而我们如今能拥有的和平，都源自军人们的献身……

　　我写的是战争，关切的是和平。因为采访四野、抗联的历史，在自己人生的暮年成为书写战争，呼吁和平的反战者。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自费走访东北抗联曾活动过的40多个县，采访对象多达百人。有的受访者得了老年痴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却能细致地讲出抗联生活的艰难困苦，那是深入到大脑皮层里的记忆，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后来，我又用了5年时间，每天边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边整理采访记录，将这些故事汇集在新书《雪冷血热》中。

　　海南周刊：您创作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品，数十年来，您是怎么坚持这种长时间写作的状态和追求？

　　张正隆：一个作家就是靠作品来说话，有些题材是值得为此献身的。我是个男人是个军人，长得其貌不扬，但我骨子里有军人气概，这是我这辈子要干完的事。

　　我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讲胡子打日本人，我们家老乡邓铁梅，邓司令，经常被老人提起。他参军处就是我们旁边的大队，有人说他不能写，是国民党。我想写家乡的事不止20年，正式写是从1989年开始采访，但没有整个的时间，我写作有时候半年都不下楼。我当时家属上班，孩子上学，我自己在家写，就像谈恋爱的感觉，很幸福。自己爱干就有劲头，能把聪明才智最大化。

　　抗联是文学的富矿

　　海南周刊：有没有些采访细节是难忘的？

　　张正隆：文学就是靠细节来有机堆起来的。我在辽宁新宾县采访时，当年叫兴京县，有个人叫张闻喜，是抗联一军的，他就是个农民，一军打散后他就回家了。日本人知道你打过仗，就让你写悔过书，这样你就是良民了。

　　开头日本人知道你打过他们，抓住就杀掉，淮阴县一晚上就杀了三百多人，让你去办良民证，然后绑起来，扔到车上，送到浑江里，把冰凿出窟窿，把人按下去。后来为了笼络人心，不杀了，你可以投降。张闻喜写了悔过书，就当农民了。

　　我的感触就是，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舞台上，没有一支队伍有抗联这么苦。东北北满一年有半年飘雪花，无吃无穿。现在考古到神农架找野人，有没有野人不好说，但当年东北大兴安岭野人太多了，都是抗联的人，男女不辨，脸没法洗，都是锅底色，唯一的区别就是女人不长胡子，小孩看了他们就说鬼来了。杨靖宇死后被日军解剖，胃里没有粮食，还有两个小伙子饿得枪都拿不起来，就被狼吃掉了。

　　海南周刊：采访抗联老兵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张正隆：我去采访一个大连的老兵曹曙焰，访了三次，早八点准时到，聊到中午他开饭，曹曙焰说，我把骨髓都榨出来告诉你了。我什么都需要问得详细准确，甚至当天的天气，我都不能捏造。我有录音，也有本子在记。到县里，党史办会给我资料，我还去档案馆查资料，纸张都是灰，回家后吐口痰都是黑的。

　　我这书写了20年。从小就想当作家写东西，不明确，但有写抗联的欲望和冲动，我有抗联情结。人来到这个世界就要担当一份责任，你是党员、军人，要对社会承担责任。抗联是文学的富矿，不投入进去，对不起先人和自己。作家发现很好的题材，就像地质学家发现大矿藏、大油田一样兴奋。抗联是先天具有的魅力。你伸出手去，就是天高任鸟飞，就怕你没本事。什么叫采访完了？这个概念不好说，如果再采访下去，还有更好的资料。

　　纪实文学容不得任何虚构

　　海南周刊：中国对纪实文学有几种评判标准，有说可以合理虚构，有说写重大事件不能虚构，还有说对大事件不虚，小事不拘，您怎么看？

　　张正隆：我认为纪实文学是戴着镣铐在跳舞，容不得任何虚构。书中从重大事件到天气这样的细节，我都经过严格的考证，没有半点马虎。

　　在对文献判断方面，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也不能任意妄为，采访过的对象和对资料的翔实把握，都能帮助创作者得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