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卷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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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广西隆林万民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有明

广西隆林万民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  万美兰  

   

 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要经历艰难曲折的变革。中国人民的每一个胜利，都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乃至流血牺牲。

今天，中国人民的自由与解放，正是因了以无数烈士的宝贵生命做为代价，才换取得到。

一样的，今天我们社会经济得以如此迅猛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得以如此繁荣倡盛，也是经历了一次次震憾人心的、触及灵魂的、全社会性的、以及思想意识的、精神状态的，等等等等，包括方方面面的巨大变革，才争取得到。

生活在无比幸福的今天的我们，怎样也不能忘记，今天是怎么得来的，今天的安定团结、今天的和谐与国强民富，是怎样得来的。

如果有人还不受到启迪的话，那么就请读一读这本堪称有深刻教育意义的长篇剿匪小说：《风卷残云》。

在这本书里，作者郑重地告诉我们：今天的胜利，是用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烈士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这是一部为隆林的解放事业流血流汗的英雄们谱写的丰碑。

因为山高林密，石顽洞多，土匪是地头蛇又躲在暗处，解放大军是外来人，人生地不熟又处身明处，所以西隆的剿匪之役，就打得异常的艰苦、十分的激烈了。解放军几乎是以一命抵一命、一人换一人的昂贵代价，才换取了剿匪战役的最后胜利。

在这场可歌可泣的剿匪战斗中，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跟敌人展开斗智斗勇。为了西隆人民的利益，作出无私的奉献，他们不怕牺牲，宁抛头颅、洒热血，也要把躲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土匪恶霸消灭光。

而此书，便清楚地回放了这场剿匪大战役的轰轰烈烈的全过程。

书作者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无可比拟的、难以想象的、正义与非正义的、生与死的殊斗。它，就发生在西隆县境内。

作者凭借西隆大剿匪的战斗故事，和通过收集流传在民间中动人的历史斗争故事，经过修饰加工，终于汇集成了这部结构严谨，情节惊险，处处充满悬念，却又读来令人余香盈口的佳作。

做为一个企业家，一个既从事工业以及从事经济工作、把自己主要的精力都投放在了经济运作方面，很难分心分力分神的我们，在热爱和关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基础上，虽然自己未能为这本书的面世帮助过什么，但我们愿意以微薄的力量，为这本书的面世也做一份添砖加瓦、增光溢彩的事情。

愿此书的出版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愿此书的问世给予长眠地下的英雄们一点安慰，愿烈士的英灵永垂不朽！

二0一三年一月五日

于隆林鹤城万民大厦

序

大山沟崛起的作家群落

                               杨忠民 (作家)

西隆县（今隆林各族自治县）因其历史的与社会的复杂性，加上山高林密，交通阻绝，云贵高原的东南缘，滇、桂、黔三省（区）结合部，滔滔红水河边，有一个高寒山区县，就使它成了广西最有名的天、地、人“三不管”地带。也由于这样，恶霸、梅毒与大烟便得以成为这里的三大“土特产”，党派之争更是对此鞭长莫及。自古以来，这里匪患频仍，猴子称王，作威作福，各民族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全国解放前夕，我人民解放军横扫国民党军队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国民党宿将白崇禧欲以广西为立足之点，负隅顽抗，在百色成立“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任命国民党中将张光炜为司令长官，中将胡栋臣、少将万式炯为副司令长官，企图最后挣扎。张光炜率领以从南京溃退出来的国民党总统府警卫团为基础而新编成的所谓“四十八军”千余人，张惶撤退到西隆县城。岂知我人民解放军步步逼近，逼张光炜在西隆通电起义。之后不久，胡栋臣策动兵变，反叛为匪，并重组匪“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自任司令，并与西隆苗王杨登鹏竞相勾结，狼狈为奸，妄图凭借西隆险峻的山林继续与人民为敌。杨登鹏又接受匪“中国解放人民建国剿共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吴中坚的委托，出任所属第二十七军军长。杨登鹏以军长名义委派西隆另一匪首陆尔福为所属六十二师师长兼西隆县县长，实施强权政治。弄的西隆县广大人民群众民不潦生，如泡苦海。为彻底解放全中国，我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六五七团、第二野战军一四五、一四七团兵分三路，从云南、贵州和广西（百色）采取分进合击战略，同步进军西隆剿匪。彼时，广西剿匪己是整个中国大陆境内剿匪战斗的最后一役，而西隆剿匪则又属于广西全境剿匪战斗的最后一战。

可是，基于种种原因，西隆的剿匪反霸斗争几经反复，我人民解放军二度进军西隆，浴血奋战，创下可歌可泣的功业。而我军在西隆剿匪中那达战役的胜利，成了中国剿匪战史上的最后一场恶战。这场战斗，也宣布结束了西隆县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匪治，从此各族人民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西隆全境累计歼敌八千余人，缴获各类枪炮九千余件，弹药无数，金银珠宝和鸦片烟土无数。

杨春寿、邵顺新根据这个史实，创作了《风卷残云》这部以此为主线，极富纪实性的剿匪题材小说。这是一部大书特书西隆剿匪全貌、再现剿匪宏大场面、故事波澜壮阔、情节起伏跌宕、充满惊险悬念的长篇巨著。

在创作手法上，一方面他们在严格遵循据实的基础上大胆发挥，敢于创造，进行写实与虚构加技巧三结合的艺术创作；另一方面既尊重史实，又不宥于框套，既有据可考，又不失浪漫情趣，诚所谓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

“任何杰出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不是讲究艺术构思的。”（刘锡诚：小说创作漫谈）精细而周密的构思，是杨春寿和邵顺新创作手法的见长，因此才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而作品中的主人公们读来让人感到栩栩如生，闻声如人，人物显得活灵活现。这也是传统创作手法的重要一环。艺术构思一直都是创作实践中较根本的问题。主题思想固然重要，但也必须得要典型化人物，由真实完美的艺术形式来拱托。显然这一点他们是想到了，也给予了关注。所以，书中正反派人物都刻划得入木三分，人物形象丰满，实在没有苍白感。长篇小说是写人的，人物站不起来，就是败笔。就有人物，但显得苍白，也并非好作品。两位作者已经比较完整地掌握了对人物的塑造，通篇读起来并不索味，也没有矫揉造作，语言使用生动，有较强的可读性。中国传统的创作手法，十分注重对人物的刻划。这包括对人物性格、心灵，人物所处的环境，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人物的精神状态等等的发掘。一句话，即致力于表现人物的全貌。而所有这些，则又必须通过细节、情节、语言和场景等等来凸现，让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所有这些，可说这部作品都具备了。

一部文学作品的主题，尤其作家对人物、事件、情节的创造成功与否，跟作家的阅历，跟作家的生活体验、观察、思考并由此所乔生出来的种种感受，都有着至深的关系，也唯此才可望撞击出来明晰的灵感火花，不妨称为创作冲动。可是，单有这点还远远不够，作家还必须要有一定的艺术创作积累，文笔功底，和严谨周密的逻辑思维。也即创作理论与实践基础的扎实，才可望驾驭得洋洋数十万言的长篇巨著来。这方面，杨春寿和邵顺新都也下大力地做到了。

隆林各族自治县境内有一座巍峨的金钟山。金钟山下的红河滩，是一片肥沃的旷野。这里，滋长着茂密的林木，无时不在滋润着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这里又是一片文学芳草地，近十余年来涌现出了杨春寿、邵顺新、杨文升、黄恩瑞等一批以专写小说见长的土生土长的小说作家群，以及相当数量的、有一定文学造诣的青年文学爱好者们，我不妨谓之山地作家群落。他们今天已经形成了自己创作的风格，如杨春寿多以厚重、质朴、深刻的农村题材小说见长，邵顺新则先以民风浓郁的山地民歌和民间文学见长，后又致力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累获丰收，颇具影响。他们写作的手法各异，各有风格和特色，却又也有一些共同的创作特征，这就是他们的笔触都离不开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离不开他们的乡土大山情缘，离不开高山流水，离不开土壤石块。所以，他们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山地作家。读他们的作品会给人某种耳目一新之感。同类的题材并不少见，但并不觉得有雷同之感。因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新颖的，深刻的，又都各自不同的，则又都是乡情土缘，都小中显大，都在叙说社会的某个问题或一个侧面，一个断层……虽然笔法多属乡土性质，读起来却并不感生涩。

《风卷残云》可堪称这群土生土长的作家群落的优秀代表作，并因此将很有希望地在金钟山脚下，在红河畔拓展开去，带动或引发一次乡土气息的创作高潮。在西部这个边远的民族县份来说，也是推动文化艺术的一峰激浪。促进隆林两个文明建设的逢勃发展。

杨春寿在文学上的起步比我早得多。七十年代中期，当我还是学生时，他就已经有作品在省内外刊物发表了。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创作激情高涨，精神充沛，后来的若干年里他创作可谓益发不可收势。他遣词造句的功夫深，艺术创作功底厚，笔调诙谐，笔锋老辣。当然，却又不离正统。他多写短篇小说，笔触几乎伸向农村伸向所谓的小人物，很适合广大群众的口味。无可讳言地他是一个带有浓烈乡土气息和运用传统创作手法的作家。他作品提出的问题不乏有令人深思的，字里行间所流现出来的观点明晰，就有蒙络也绝不含糊，作家对正派人物几乎都从正面褒扬，对反派人物多角度痛施鞭笞，毫不留情，泾渭分明。杨春寿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力求具有一定的感动性。但不论他从任何角度入手，起点怎样，他都力求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那种深一层次。其实，这也就是作品的力度所在。在文学创作上，他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只是随着时序渐进，他人生长河中一些不可避免的急流险滩才曾经逼他一度搁笔，辗转于生活底层。这一搁几达漫漫二十年之久。对他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只有到了最近几年他诸方面准备就绪，也恢复了元气，才又重新笔耕。也就是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长篇。关于此书的创作，他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了创意，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并曾以电视剧的形式创作了初稿，但总觉得电视剧的形式束缚了题材的发展，发挥不了自已写小说的特长, 最后终得下决心改写为长篇小说。

邵顺新是我童年与青年时代的同班同学，基于众所周知的那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被剥夺了执笔的权利，但并不因此泯灭他对文学的追求。尽管生活的环境如何艰难，他仍一手拿锄头一手顽强地捏笔锲而不舍，奋耕不息。终使他得以打出樊笼，用笔尖翻犁出来自己的文学田园。

邵顺新与杨春寿以文相交始于八十年代,用邵顺新自己的话说:“杨春寿是我的文学创作启蒙老师!”他从杨春寿那里从学写民间文学到中短篇小说, 由于他勤奋好学, 创作硕果累累。这次“师生”合作写这部长篇，也是他迈向创作长篇小说殿堂的第一步。在创作这部长篇期间，他将多年创作的作品汇集出版了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军侣恋》。尔后又创作了一部民族气息浓郁的长篇小说《神秘的野猪岭》(待出版)。如果说，杨春寿是只按传统的写作方式延续自己的文学创作的话，那邵顺新则是在作品中揉进了一点点现代的东西。隆林人许多喜欢吃全羊和狗肉的，而这两样荤味，在烹饪时离不开浓烈鲜香的佐料，在众多佐料中第一味佐料当推生薄荷菜（隆林人称之狗肉菜），放一抓进去，其味道便佳。在《风卷残云》这部长篇的创作上，杨春寿、邵顺新两人几经斟酌，最后以传统的写作方式泼墨。由杨春寿编写创作提纲，把好全书主轴，为每章节的内容划出了规范。他除了担当大部分章节的创作外,还负责最后的修改和统稿。邵顺新则根据提纲的脉络去写“作文”，他在描写情节时不经意地揉进一点类似现代派的东西，使这一传统的坩锅得以增添了些许令人见爱的“准现代”味，成了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传统手法与现代手法相结合的剿匪长篇。读起来，使人既感受到当年那个硝烟弥漫、弹痕遍地的可怖场面，又感受到一点人性的熏陶。就像口含一颗金黄的牛柑，在一份清辛中隐隐散溢着甜味那样。文坛上，新旧剿匪小说何其多多，如果《风卷残云》这新篇没有渗入这些佐料的的话，我想这部剿匪巨著就跟别的剿匪题材小说没有什么两样了。总体上来说创作这部小说时，杨春寿、邵顺新他们首先是遵循了写实的规范，努力去再现当年那艰苦卓绝的战争场面，那个充满恐怖、残酷、兽性的匪霸行径，和对人民赤胆忠心、敢于牺牲、大勇大智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的英雄形象。不管正派或者反派人物，他们都没有在外观上做太刻意的粉饰，而则重于人物魂灵的剖析，通过对人物内在的揭示，毫不保留地向读者亮出作家那份鲜明的爱憎倾向作家坚贞的立场。我们注意到，在描写土匪的野性生活时，杨春寿、邵顺新并不枯燥或机械地做典型的脸谱化描绘，去刻意丑化众匪形态，或是不加选择、不加剪裁、不加提炼地去做粗放再现，而是一反照搬生活的做法，赋予作品某种理性的艺术光茫。也因为如此，才为这部长篇的成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说他们的创作基础是相当扎实的，艺术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写实的手法是十分老道的，虚拟的构思也是新颖的。由于这样，这部作品拥有着极大的可读性。

在这里，我无意也不必对这部长篇抒一己之见，因为不同的读者层次，有各各不同的洞察目光，诚所谓见仁见智。我待说的，是现在的社会进程已经发展到了众多严肃作家的作品只能先自己掏腰包出书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使许多有作为而又不甘降低作品档次的作家无奈地搁笔，走进商海；或改弦易辙，只好写谱响亮的时势交响曲来。但我相信这样的文坛现象应该不会太久，因为正统的文化需要已经衍生成中华五千年文明所积淀的当代基因。总有一天，文学会回归她纯洁与严肃的品位，这应该说是一种必然。现在的出书方式也不能说是一种无奈，我们不必为此悲观。它是为了顺应时代发展阶段的一种使然，决不会永远都如此。太多文学作品已从神圣的书架上撤下，无奈地屈身于地摊。这肯定是一些作家的个人因素造成；但无论如何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作为人类必需的精神食粮，记录人类文明见证的艺术载体，文学艺术作为人类进步与社会进步的见证永远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基于她的不可替代性和必需性，它的知识性和承载性等等，我敢说只要有人类存在，书籍的这种特定的文化娱乐品味就不会被任何别的东西所排斥所替代所湮灭。她也一定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珍品而永远受到欢迎。时下，面对社会的种种无奈，许多曾有成就的作家在经了一阵艰忍与彷徨、困惑、惘然之后相继金盆洗手了，有的即令不金盆洗手也欣然转行，只好去担当时代的枪手。因为这样，严肃的纯文学正当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学在社会的崇高品位一落千丈，成了冷潮热讽甚或漠视对象。正是在此种逆流的冲击下，这部引人入胜的剿匪大作却欣然问世，实在是可喜可贺。

对当前的文坛动态说了许多的泄气话，应该住口了。我这个人从来乐观处世，诚宽待人。见到朋友们取得了成绩，我感到由衷高兴。朋友比自己进步，替朋友欢呼。一个人活在世上，难免受到一些从背后射来的箭伤；但只要还能站立，又何偿不是一种庆幸？我这个人又天生憨愚，从不在意别人的诽谤，因为我觉得人生苦短，就首先要明了自己在为什么而活着，至少不是活在别人的眼里。一部著作的面世，也一样道理，造物既然给了每个人一张嘴，吐香吐臭还不由他？上帝给谁的舌头长些，谁的话当然就多些了，此为常理，说长道短便也在所难免，想计较也计较不得许多，只好充耳背罢！

“谦三让九，避岭北狼嗥、河东狮吼。直为友，墨书昌茂，蔽荫垂柳。”

借拙诗与春寿、顺新二友共勉。

                

  公元二0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于百色

次 序

                        隆林企业家 万仁强

解放前，老百姓说，西隆是个有名的“三不管”：—老天爷不管，皇帝老子不管，官府不管。老百姓又说，西隆有“三多”：—匪多，盗多，大烟多。

还有人说，西隆“三不过”：—山高老鸹飞不过，林密风吹不过，人穷屁眼遮不过。所以，这里成了吸引苍蝇蚊子、虎豹豺狼和兵痞瘪三的地方。

全国解放前夕，西隆也因此变成了国民党残余匪帮跑来窝藏、避难的角落。例如前国民党总统府警卫部队的中将张光炜、胡栋臣，少将万式炯等，率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老远从南京跑来西隆，跟这里的地方势力杨登鹏、陆尔福相互勾结，组织所谓的“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中国解放人民建国剿共军”，等等等等，不惜勾结当地的匪首恶霸、土豪劣绅，搜罗、网集社会上的散兵游勇，笼络大山沟里的地痞流氓，组成了一支有近万人的乌合之众，妄图倚山为势，负隅顽抗，继续与人民为敌。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暴发，便卷土重来，复兴他们已经失去的蒋家王朝。

于是，西隆县境顿时一派乌烟瘴气，鬼哭狼嚎，炮声轰隆，弹痕遍地，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种局势下，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向广西进军，彻底消灭匪患，救人民于水火，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令。

就这样，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六五七团、第二野战军一四五团、一四七团便兵分三路，从云南、贵州和广西三地，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浩浩荡荡，同步杀进西隆，执行剿匪战斗。

而此时，全国大陆的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也即进入了最后的扫尾阶段，广西便成为全国清匪的最后一个战场，而西隆境内的清匪战斗，则又成了打响广西最后一枪的最后一场清匪战役。

《风卷残云》这部长篇历史剿匪小说，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生了。

但是，由于西隆特殊的地理地貌，加上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各族民众在严重的匪患下苦难生活所造成的某种惰性，就给解放军的剿匪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和阻力。所以，跟全广西的剿匪战斗一样，我人民解放军战士在西隆剿匪战斗中所付出的牺牲，就比跟国民党正规军队的正面作战时所流洒的血汗还要多得多。这，也正是西隆的剿匪工程艰苦卓绝之处，伟大之处。

写《风卷残云》这部剿匪历史长篇小说的杨春寿、邵顺新两位作家，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很值得我敬佩。

在这里，我也无须再来重复这部长篇剿匪小说的伟大和可读性，因为该说的杨忠民先生在《序》中，都已经说了，并且说得很透彻了。

但是，基于对文学的追求和崇敬，基于对两位作家朋友的友谊和支持，我仍然要在这里说几句。诚如杨忠民先生所说的，随着社会的进程，正统文学正在遭遇最严竣的挑战，市场对文学的冲击也发展到了传统派作家不得不面对此种局面而进行深深的反思。因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由出版社自己找米下锅的新时代了，这就使得绝大部分的作家不得不面临自己掏钱出书的尴尬境地。而传统的书籍也被无孔不入的电子书籍所取代，纸质载体撤下书架，流入地摊。这些，都这无疑地是对传统派作家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就使得我们太多的作家因此金盆洗手，搁笔下海，另谋出路。

但是，纸质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作为数千年沿革下来的人类生活的精神食粮，记录人类文明见证的艺术载体，以及文学艺术作为人类进步与社会进步的见证，永远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杨春寿和邵顺新这两位作家，却选择了这条艰辛曲折的小道继续向前跋涉，大步行进，并且义无反顾地一走到底。他们创作不谋求回报，一心甘为大众的儒子牛，为隆林故乡讴歌，为建设隆林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这个精神，是那么的激动着我，那么的值得诵扬。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是很需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就是给世人给后人留下一点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有益的东西。

有人选择高官，有人选择厚碌，有人选择出人头地，有人选择安逸享受。可他们两个，却选择写书，选择写书，为家乡做默默奉献。

所以，在这里，我要为他们高声叫好：朋友，加油！

二0一三年一月五日 （小寒）

于隆林鹤城  万民国际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