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文学的种子会生根

毕飞宇

    对很多人来说，毕飞宇的名字，可能不是那么耳熟能详，但若说起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以及由徐帆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青衣》，无论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的“歌舞皇后”小金宝，还是《青衣》中“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筱艳秋，应该都不陌生。这些大银幕、小荧屏上的生动鲜活的人物，都是出自这位被誉为“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毕飞宇的笔下。

    继2005年推出首部长篇小说 《平原》之后，毕飞宇的第二部长篇、《推拿》将笔锋首度转向了盲人群体，描绘了一群盲人推拿师的独特生活。这部小说在去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近日，毕飞宇入选星尚大典“星尚文学先锋人物”，并来到上海领取了属于他的这份荣誉，在做客星尚频道《今晚我们读书》。节目后，毕飞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和我们分享了小说《推拿》背后的精彩故事。

    黑暗里的“亮”色

    这或许是毕飞宇写作生涯迄今为止，最有“温度”、“亮色”的一部作品，尽管封面上写着“一个从未在阳光下呈献过的故事”，封面主体是黑色，而主角也是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一群盲人——这就是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推拿》。虽然外界对于《推拿》结构褒贬不一，但是毕飞宇却认为，这是他所有作品中结构最好的一部，“盲人的生活有着强烈的特点，就是‘琐碎’，如果把整个内容串成一条线，我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 ‘性格’，那就是书中的‘王大夫’。书里面没有主角，虽然对于小说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大忌，但是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平等。 ”

    《推拿》自2008年问世至今，尤其是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不少人都会问毕飞宇同样一个问题：你是在哪里体验的生活，如此贴近一个“黑暗的世界”？毕飞宇笑言：“体验生活这个词用在我身上很可笑，好像一个写书的人必须体验生活才能写。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小说家体验生活是没用的，一个小说家，他的力量来自于日常生活。”他坦言，自己跟盲人之间构成的关系，并不是他去寻找、窥视、打量、挖掘的。“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当老师，这所学校是专门培养残疾人学校的师资力量的。等我到了推拿房，与他们交流，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我们的哪个老师是你的学生’。”这是毕飞宇与盲人推拿师之间的渊源，“我们构成了一个日常的关系。虽然我带的学生中没有盲人，但是身为老师，我有一个重要工作要做，就是要带着学生去见习，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就开始和盲人打交道”。

    创作《推拿》的动机也是源于和盲人推拿师交往中的一件小事。 “一位盲人按摩师请我吃宵夜，我先下楼去等他，当时外面的路灯坏了，我本能地要扶着楼梯下去，但是看到下面无边的漆黑，我发现自己的脚就是踩不下去，这时候那位按摩师的女朋友 （同样是盲人）走到我身边，带着我走，一下子就到了地面上，她说‘毕老师，这次你可不如我了’。 ”回忆那时的场景，毕飞宇说：“那个刹那，第一扇门被打开了，也是最重要的一扇门，我想写这个群体。 ”

    好小说是“等”来的

    在毕飞宇以往作品中，多以女性为主角来展开情节，如《青衣》中的青衣演员筱艳秋，《玉米》中的玉米、玉秧、玉秀三姐妹，毕飞宇也因此被评论界誉为 “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然而，毕飞宇却并不认为女性题材能够概括自己的写作生涯，而《推拿》也并不意味着“转型”到盲人题材成为终点。 “前些年‘读’的是女性，而《推拿》‘读’的是盲人。我写作的动机，永远是‘人’。人、人性、内心、处境、关系、命运等等是我最感兴趣的几个命题。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总得有年龄和性格，所以这次的《推拿》以盲人为切入点，来刻画一个具象的人。 ”

    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和盲人打交道，但毕飞宇创作《推拿》并非有意为之。“最早我并没有想写这部小说，当时只是想把这个题材推荐给一位法国导演拍摄纪录片。”那时正好他的肩膀扭伤，需要接受推拿治疗，“不是为了写小说而去做推拿。如果是那样，我就是怀着文学目的去的，是一种体验生活，而我是去治疗肩膀的，是一种生活目的。文学目的是很可疑的，但是生活目的是很珍贵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对他们有了一点一滴的了解”。毕飞宇和盲人推拿师们非常熟悉，“熟悉到我有‘儿子’、有‘女儿’、有‘女婿’、有‘兄弟’，我去了之后，他们对我的称呼很古怪，毕老师、爸爸、大哥……叫什么的都有”。尽管和盲人推拿师“关系特别好”，但毕飞宇说，书中写到的场景，并非自己的真实经历。 “小说一定是虚构的，我永远不会用写新闻的方法去写小说。书中写到的推拿场景，并不是真实的。同样，小说的本质是虚构，而来源是想象和理解，即使我不写小说，我也会坐在那儿天马行空地想象。作家不缺乏想象的时候，写作的诀窍其实是‘等’。冰心老人曾对铁凝说过，好的婚姻和爱情不是‘找’来的，而是‘等’来的。好的小说，也是等来的。 ”

    相信文学的生命力

    《推拿》，让他登上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对于这次入选 “星尚文学先锋人物”，他同样重视，亲自来上海领奖。问他如何看待这个与时尚甚至是娱乐更沾边的奖项，毕飞宇笑言：“一个跟文化相关的奖，无论是什么奖，没有诗人和小说家出席，都是不可以的。有了诗人和小说家的声音，也和上海兼容并包的大舞台相匹配。 ”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奖项就是一切。 “现在的光环都是不实之辞。作为小说家，如果哪天意识到自己有光环，那么小说家的身份也就彻底‘完蛋’了。小说家最大的生命力，便来源于其普通人的身份。头上有光环，脚下就没地。 ”

    眼见年轻的孩子们为了明星的一举一动而欢呼雀跃，毕飞宇对于“人气”则看得很淡。让他担忧的，是国人不愿读书、不爱读书。“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孩子们看了我们的书，永远不会尖叫。小说家对于人生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因此应该给任何人以成长的空间和机会。说起成长，很多人都容易误解，总觉得是孩子的事情。但其实直到九十岁，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内心提出要求，那就是成长。在我看来，不爱读书并不是因为追星或者媒体的诱导，真正阻碍国人读书的，是教育体制和升学模式的问题。我曾经在爱荷华大学演讲，台下几乎没有中国人，中国孩子表示‘没兴趣’，但外国孩子却很喜欢。教育资源匮乏、恶性竞争砍了第二刀，而飞速发展的时代是第三个原因。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着巨大的代价。慢下来，时代才能够积淀。 ”

    与光环、人气相比，毕飞宇更希望自己的作品拥有生命力。他说：“我是一个自负的小说家，而这种自负来源于对作品生命力的相信。去年三月，我获得亚洲文学奖时，有记者问我最大的喜悦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十年前的作品到现在还活着’。李白之所以那么了不起，因为所有孩子在学说话的时候父母都会教‘床前明月光’。只要汉语在，李白就在。就算是没有文化的母亲，也会教孩子‘床前明月光’——活着的文学，力量之大是很恐怖的。 ”

    不过，毕飞宇却并不希望任何一个孩子去写小说。“我不鼓励孩子们去写小说。一个民族在一百年里有十个作家诞生就够了，并不需要那么多作家。此外，文学创作不仅没有光环激励，且不能养家糊口，写小说并不好玩。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坚信一点：文学的种子会在某些人心中坚定生根，无论外界环境怎样。 ”问毕飞宇是否自认是当下一百年里的“十分之一”？他自嘲道：“一百年后，别人对我的评价可能只是：这个人是来打‘酱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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