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的诞生，源于一次震惊。在武昌生活了20多年，方方不知道这里曾有城墙，而就在那段城墙下，历史曾如此汹涌澎湃。
1926年，北伐军在此与北洋军阀发生血战，武昌城被困40多天，其惨烈苦痛，震惊中外。在这里，还诞生了中国历史的标志性事件，即“反革命罪”的诞生。
守军将领被俘后，如何处理成了难题。军人忠于上级，战斗到底，符合传统价值观，但北伐军如此重大牺牲，又怎能不给个交代？最终只好创造出“反革命罪”的说法，判处守将死刑，但并没执行，不久便释放了。据王奇生先生考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反革命罪”。
然而，不堪回首的民族记忆竟随着那道城墙，被悄悄抹去了。当过去被遗忘时，一切会不会卷土重来呢？从曾经的苦难中，我们究竟能得到怎样的启迪？
2006年，方方先写完了下半部，漫长的5年，如今它终于成了一部完整的小说。
没资格指导年轻人
北京晨报：您是如何想起写《武昌城》这部小说的？
方方：《武昌城》是写北伐战争中的武昌战役。我在武昌生活了20多年，以前并不知道这场战事。在写《汉口的沧桑往事》和《汉口租界》时，阅读相关资料，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这样惨烈的围城事件，非常震惊。问及其他人，却没有几人知道。所以，我决意将它写出来。
北京晨报：关心这段历史的人已经非常少了，钩沉它的意义何在？
方方：正是因为今天关心它的人少，甚至知道它的人寥寥无几，而它的过程又是那样惨烈、沉重并且复杂，所以我才要把它写出来。当然，也是它深深地触动了我，令我觉得不写便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
北京晨报：您的历史观如何？近代国人不断在反省历史，但似乎并未能摆脱历史轮回的宿命，您认为关键原因是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应向什么方向努力？
方方：我的历史观就是不要太相信书本教给我们的历史。后一问太大，大概不是我所能回答的问题，况且我也没有资格指导青年人。
追寻武汉精神
北京晨报：武汉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您看来，武汉的城市精神有何独到之处，它的精神在商业大潮的洗礼下，是否正被洗淡？
方方：武汉一直是个商业都市，对外开放很早，因深居内陆，受当地文化影响，故偏于保守。但武汉人很实在，有务实精神。当年武昌起义能得到胜利，与武汉人务实这一点关系很大。起义领导人看到孙中山在南方屡战屡败，深知要取得胜利，必须策反军队。所以派了许多有志青年加入到新军中。你想想，都是知识分子，为了革命去军队当兵，这是多么艰苦，他们是真正有理想的一群人，几年下来，他们将新军无数士兵都争取了过来。他们称此为“抬营主义”，即将整个营房的士兵都抬过来。正因为有务实行动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使新军成为起义的主力，确保了成功。要说独到，这就是武汉人的独到。现在这精神的确不及以前，倒不是商业化的影响，而是受现行体制无休止追求形式主义的影响。各地都变得要形式不要内容，讲究表面，不顾内在，武汉自不例外。
写作成就不靠获奖证明
北京晨报：您的《水在时间之下》高票入围茅盾奖前两轮，感受如何？
方方：第三轮已经被淘汰了，呵呵，其实没什么特别感受。一个文学奖，不是什么大事情。评上固然好，没评上也不错。中国很多好作家都没得什么奖，却完全影响不了我以及读者对他们的尊重。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或说一个职业写作者，奖项是额外的东西。一个写作者的成就不需要奖项来证明，而且它也证明不了什么。再说了，一个人的人生未必就非得要“成就”这个东西，既然不需要，证明它就更是多余。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奖在漫漫生活中只是一件小事，无所谓的。
北京晨报：今天长篇小说似乎离读者越来越远了，您怎么看？
方方：这很正常。以前文化生活没有什么选择，大家都读小说，一部作品发表，全中国人都知道。现在生活多元化了，各有各的选择，它只是部分人的热爱。更兼生活节奏的加速，教育体制的畸形，人们很少有时间和机会静下心来去读完一本书，而网络的兴起，又吸引了没能养成阅读习惯的年轻人，凡此种种，都使得文学只成为文学热爱者的东西。难道这不好吗？其实当代的中国文学发展得很好，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只是那些高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们没有看到或是没能看懂而已。文学不必刻意去“赢得”任何人，包括青少年，作家们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就好了。或许有些青少年读不懂，等他们成长起来就读懂了，如果永远读不懂，淘汰这些作品就是了，这就叫时代进步。
我没倡导新写实
北京晨报：您以倡导新写实主义而著称，但从世界文学的视野看，文体实验一直占据重要的舞台，您怎么看？
方方：我从来没倡导新写实，我只是写了我想写的小说，然后评论家把我归于新写实而已。的确很多人喜欢文体实验，实验得好的，也真是让人看了欣喜，但我个人不注重这些，我只喜欢用我自己的方式写作，什么样的方式最能让我尽兴表达，我就用什么。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的思路，突破不是刻意弄出来的，它其实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表达。
北京晨报：当代西方作家更多坚持个人立场去写作，中国作家似乎更宏观，这会不会约束我们产生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呢？
方方：我不知道别的作家什么立场，但我相信自己同样是顽强的个人表达。当然，目前的体制会影响人的表达，但真正的优秀作家不那么容易受这种影响。我一直认为，至少近30年来，中国文学绝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只是我们与西方语言体系完全不同，使之产生了深刻的隔绝感。此外中国的经济没有发达到全世界服气的地步，体制也影响了相互了解。要想中国文学在世界有影响，只能是整体国力的强大才能达到，跟作家个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一说，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它被关注到了，就有影响，没被关注，影响就微小。而被关注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所以，我们只能耐心等待中国强大。
方方 当代作家，先后出版了散文及小说《大篷车上》、《十八岁进行曲》、《行云流水》、《水在时间之下》等，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
写作一定要愉快
北京晨报：您曾做过装卸工，从装卸工成为作家，需要经历怎样的艰辛，对于仍有文学梦的青年人来说，您的建议是什么？
方方：这是“文革”中的事。上世纪70年代，我被分配去当装卸工，我干的活就是拉板车扛大包，纯体力劳动，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大体都有类似的成长经历。虽然劳动辛苦，但那时年轻，倒也挺得过去。我当了4年装卸工，它让我认识了社会底层人的基本生活状态和内心状态，对我来说，这是人生重要的一课。我也没有特别艰辛的经历，恢复高考后，我就考了大学，大学未毕业便开始写小说，一路写来，就成了大家眼里的作家。对于有文学梦想的年轻人，我其实谈不出更好的建议，只想说，如果你是真的热爱，就坚持写，慢慢去写，写多了，自然知道怎么写，也自然会成为作家。但写作一定要是一件愉快的事，如果觉得写的过程痛苦，就不如换别的事去做。
北京晨报：在发财梦替代文学梦的时代中，文学会不会在这一代人的心灵中死亡？
方方：一直以来，中国人都很穷，大家都去赚钱，也没什么不好。赚完了钱，他自然又会重新寻找精神生活。这是一定的，一切个人的选择，最终都不是个人因素的决定，而是社会条件的限制以及社会背景的促使。只有改善社会生存环境，使个人在钱少的情况下，也能有像样的生活。这样的话，发财梦就会变成其他梦。所以，我对所谓“发财梦”持完全理解的态度。没有建议，只希望他们能顺利地发财，不发黑心财就可以。至于文学，它永远也不会死。光是看看写小说的人有多少，读小说、骂小说乃至骂作家的人有多少，就明白，它离死还远着哩。（陈辉）
●都是知识分子，为了革命去军队当兵，这是多么艰苦，他们是真正有理想的一群人，几年下来，他们将新军无数士兵都争取了过来。他们称此为“抬营主义”，即将整个营房的士兵都抬过来。
●一个写作者的成就不需要奖项来证明，而且它也证明不了什么。再说了，一个人的人生未必就非得要“成就”这个东西，既然不需要，证明它就更是多余。
●我一直认为，至少近30年来，中国文学绝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只是我们与西方语言体系完全不同，使之产生了深刻的隔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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