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丁的长篇新作《在莫斯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关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他们的青春、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命运无不打上那个热血沸腾年代的烙印，然而，每个人的命运截然不同，读来令人难以释怀。
《在莫斯科》的时间跨度较大，作者以现实加回忆的双重叙述铺开了这群留学生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约半个世纪的人生。在政治作为绝对准绳的年代，个人的命运往往如马戏般善变，你在苦苦奋斗，却事与愿违，前程总被毁于一瞬；你曾经以为掌握了真理，到头来却被历史活生生地甩在了身后……如果每一部小说的成功点未必相同，那么《在莫斯科》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作者善于对大的历史浪潮中个人的奋争突围，以及个人的生命轨迹所展开的有声有色的探寻和抒写。作为普通人，他们很难改变历史浪潮拍打过的沙滩，却可以通过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那片沙滩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
整部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何妤，一个美丽聪慧、以自己的努力报效祖国的女青年；她的功课总能考5分，专业学习超过了苏籍同学，且自尊自爱，待人热情大方，喜欢帮助别人。她也有性格上的“缺点”，就是过于单纯，在政治问题上从不掩饰自己的直率看法。这给她带来了很多麻烦。按照当时大学的规定，以她的优异成绩，完全可以拿到象征着留学生最高荣誉的红色毕业证书，然而，在童山花等人的揭发、报复下，她连一张普通毕业证也没有拿到，却被突然通知提前回国。来自一纸通知的打击，使她在惶然和惊愕之外别无选择，因为连莫须有的罪名都没有，想反抗无从措手。命运对何妤何等残忍！所以，当她踏上回国列车时，“她感到列车是在后退而非前进”。这辆后退的列车既是现实的列车，又是历史的列车。回国后的何妤受到一次次的打击，“文革”期间因一张在莫斯科骑马的照片被人贴上大字报，招来深重的侮辱。直到新时期，她还是因为没有大学毕业证而无法评职称。
范若丁对何妤这个人物倾满了同情，越是如此，对她的命运安排就越显得残酷。在书中，悲剧性的命运不仅仅发生在何妤身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憾恨与不甘。在政治运动压倒一切的时期，曾经帮助过何妤的吴鹤白被人揭发，戴上了三顶大帽子，他为了研究工作不中断，让郑慎立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把工作完成，并署名郑慎立发表；相恋多年的阳亮和娜佳也是在知天命之年才终于结为伉俪；莲娜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母亲……同样，貌似强势的童山花也没能逃脱悲剧性的命运。她出身高干家庭，专业水平却很差，于是喜欢站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争强好胜，许多同学都受到过她的打击和牵连。从另一个角度看，童山花是个不彻底的人物，覃吉案发被捕入狱，打垮了她的一道精神防线。她自以为被她踩在脚下的何妤终于得到了她本应得到的补偿，那些遭她打击报复过的人后来也一个个蒸蒸日上，惟独她成了遭人唾弃的孤家寡人。在“文革”中，覃吉和童山花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势，硬生生地把同学陈愚天的遗孤刘芭从家中赶走，导致其下落不明，也间接地导致了喀秋莎的死亡。现在的童山花，满眼是被她视为“敌人”的人的胜利，使她无处遁逃，喘不过气来，她选择了自杀，想留些话，可怕的是面对纸和笔却无一字可写。
《在莫斯科》在构思和叙事上颇为独特。作品让上个世纪9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做交流学者的“我”(沈明)和留学生莲娜(曾刘芭)在莫斯科遇见了50年代的老留苏学生郑慎立，在“我”和莲娜的不断询问下，郑慎立断断续续地向“我们”回顾和讲述了他的留学生涯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平凡的生命历程。作品的这种构思明显借鉴了新闻访谈体的形式。作品中出现了两个叙述人，一个是沈明，一个是郑慎立，两者交互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郑慎立是故事的主要叙述人，他所叙述的个人故事和社会历史又通过沈明转述出来。郑慎立在追忆和讲述自己及其同时代留学的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和人生轨迹时，自然而然地把新中国的历史消融在个人历史的叙述之中。于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改革开放等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便成为了他们生命存在的活动背景，和他们的人生经历、生命存在形态息息相关。
作为新中国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郑慎立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不时地抽身出来，回到当下，无情地拷问和反思历史。作者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生命遭际中深深地认识到，极左政治运动不仅是检验人性丑陋与良善、卑劣与高尚、龌龊与纯净的试金石，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扭曲、戕害和异化着人的美好天性。在作者看来，不能把一切罪责和暴行都归于时代，而要从人自身找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自私、虚伪、狭隘、嫉妒心以及个人主动放弃或丢失人的道德底线、精神操守和良知的动机和行为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部作品另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是，作家塑造了这么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在遭受了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时，仍然能够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全力投入祖国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丧失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良知。早年留学美国的吴鹤白，便是一个令人钦佩和敬仰的人物。又如郑慎立和何妤，留学期间，受批判遭打击，没有毕业就被提前“回国”了，回到国内，又成了各种运动的活靶子，生活过得艰难清苦，但他们却不怨天不尤人，只要让他们搞研究，就恪尽职守。作家就是想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品行和人格告诉我们，正是有了这些精英人物，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才会在那个知识无用论的年月留下它的精脉和魂魄，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才会在那个万马齐喑的荒唐岁月薪火相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作者就是这样把中苏关系史曲折投射到一代留苏知识分子的个人生命史中。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讲述体的限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还缺乏更细腻丰厚的心理描写，从而没能使人物形象更为饱满、真实。在人物命运的设置上，似乎多少受到传统思维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影响。比如覃吉由于贪污渎职被逮捕，童山花则因为莫斯科科技学院给郑慎立和何妤补发毕业证，再加上覃吉事发等一系列打击和一系列无可挽回的失落而精神崩溃、自杀；阳亮和娜佳有情人终成眷属；郑慎立和何妤则由于吴鹤白院士的推荐，被召回国内，到科学院继续做高分子化学的研究工作。这种设置可能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情思，也符合善良读者的阅读期待，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冲击力和穿透力，使作品缺乏回味的思想含量和精神韵味。
总的来说，《在莫斯科》是一部渗透着作者美好愿望和崇高使命感的作品，那就是通过对那段已经远逝了的历史的反省、审视和总结，希望历史不再重演。范若丁的《在莫斯科》是继他的《旧京，旧京》后的又一长篇力作。作家在《后记》中说，这部二十万字上下的稿子他“写了五六年，大改多次，四易其稿”。这里面不仅折射出作家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和坚韧而审慎的创作精神，而且透露出作家对这部作品内容的看重。可以说，这是一部凝结了老作家心血的生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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